学问之道:“人”与“天” ——邹建军教授访谈录

原标题：学问之道:“人”与“天” ——邹建军教授访谈录人生就像是一场没有裁判的马拉松，自我约束和耐久性远比一时的速度更加重要。就像歌词里的：每一步，都算数！——人民日报摘要：邹建军教授关于论文写作之“术”的专题报告，详尽探讨了学位论文写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引起了相关学者的积极讨论。论文之“术”并非是仅仅作为学术规范的常识，更为重要的是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规范意识，只有严格遵循并进行良好地吸收，才得以用此“术”来指导学术研究。论文之“术”，如同修缮房屋的根基，没有地基房屋是建不成的。同样，写作规范就如同一篇论文的根基，如若字行不整、标点不明、注解不详，构思再巧妙、逻辑再合理，都是徒劳无益的。凡事都要有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为进一步了解学术研究中的其他问题，我们对邹建军教授进行了一次专题访谈。他以学问之“道”为切入点，论述了“道”与“术”的关系，并详尽地讲解了何为“术”、何为“道”的问题。最后，他把学问之道归结为“人”与“天”，即我们的文学研究既要从人道出发从而为人类的事业服务，同时也要从天道出发而追寻真理。一位学者没有对于道的景仰与执着，没有对于人道的关怀与对于天道的体悟，再努力也不可能做真正博大精深的学问来。今天的学者在功利化、工具化的环境之下，还有如此坚强的精神追求与大道如天的意识，实在是令人敬佩不已。关键词：学问之道；人道；天道；术与道；博大精深丁萌（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以下简称“丁”）：您上次关于论文写作之“术”的讲解十分重要，我们每个人都要遵循写作规范，对于论文写作来说不可或缺。那么“术”是不是就等于规范？只要我们遵守了规范，是不是就算习得了论文写作之“术”呢？邹建军（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以下简称“邹”）：规范确实是其中的重要问题，但也不仅仅是规范问题，更不能简单地把规范与“术”等同起来。关于“术”的理解，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即方法与规范，方法也是有所选择、不可或缺的。在方法上，就是采取何种方法解决问题，以何种见解来进行治学，并把学问传达给学者以及民众，都是与“术”相关的问题。对于文学研究来说，就是我们接受并选取的文学批评方法，当然，这些方法基本是业已存世的，比如古代的、西方的、现代的文学研究方法，都可以为我所用。或许有人会提到创造一种或者几种研究方法的问题，前人有已经有过的研究方法，运用起来简单，但谈及创造，谈何容易？能为治学所用的研究方法都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但我们不能为创造而创造，这并不是“术”的本义；在规范上，上次我已做了详细的讲解，主要是学术规范。在此，我想做一些补充，因为除了治学上的规范，还存在着非学术的规范，比如古代诗话、词话、戏剧评点等体裁，我们不否认其这样的文体存在的价值，但这并非是以学术研究的方式去创作，与我们所讲的“术”还是有所区别的，要根据具体对象有所甄别、有所选择。丁：对“学问之道”中的“道”，您是如何理解的呢？学术研究中的“道”与“术”之间的关系，又是一种怎样结构呢？邹：“道”，就是为人治学的根本态度与根本立场。对于学者而言，有些问题必须要思考清楚：为何要治学、为何而研究？一个人的学问达到了何种地步才算是到位了的？是为自己还是为真理而去做学问？是把学问工具化还是为了寻求人道与天道更高的层面？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值得学者反思的，也是当下学术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优秀品质。根本态度与根本立场不能动摇，我们不是做假学问，更不是当一个伪学者，靠假学问成就起来的假学者，是不得人心的，也是违背社会道德与治学原则的。相信每一位真正的学者都有这样的认识水平。“道”与“术”之间的关系，我们是不是可以有这样的理解：“术”就像打仗所使用的武器，而“道”就是使用武器的方法、指挥战斗的策略。“道”的意义与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更为重要，只有摆正基本的态度与立场，才能踏踏实实做学问，但没有“术”也是无法投诸战斗的。如果我们在学术研究中不能以基本的成果面世，还在那里说这道那道的，也是可笑的一种现象。我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王国维是把“术”与“道”完美结合的一个典型，就是真正地为人、为天、为真理去进行治学与展开学术研究。在“术”的方面，王国维治学研究的方法与规范，是根据不同的学术对象与学术类型而有所选择的。《人间词话》严格按照传统古典批评方法创作而成，而《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史》则是按照学术专著的方法与规范来完成的。他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中西结合的，灵活地吸收了叔本华的悲剧理论、尼采的精神分析理论等，投入到中国传统古典诗词的研究中去。同时他也严格遵守学术之“道”，坚持一生追求真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与学术境界是举世公认的，如果抛弃了“道”，就意味着失去了一位学者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清朝的灭亡给他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带来了极大冲击，他选择了为“道”而死，勇敢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为了知识与正义而献身。作为一名学者与作家，达到了这样的境界，是相当难得的。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任何时候都是令人钦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王国维秉承的学术之“道”，对当下学术研究与社会生活的合理性问题，可以进一步进行探讨。在王国维的身上，“道”与“术”是统一的，而没有分裂。他处于新旧时代的交汇点上，处于中西方交汇的交叉点上，而他在方面有了很好的处理，所以他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后世认为三百年才出一位这样的学者，这个评价虽然有一些绝对，然而也不是没有道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一些反面的案例，同样值得引起我们的思考。《李白与杜甫》这篇所谓的考据之作，可以看出本书的作者的学术研究的能力以及所使用的方法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他却故意以主观之见曲解历史，过分贬低杜甫而拔高李白，拿出一些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证据，去证明自己已经先入为主的一些观点，以强制阐释的方式把学术工具化、政治化，就完全背离了考据的本质，这种方法是绝对不可取的，失去了作为一名学者的根本态度与根本立场，没有遵循我们所讲的“道”。四十年代同样一位作者所创作的《屈原》，也基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