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贝尔亲历：“5·12”使时间和记忆变黑|“5·12”十周年天涯特刊

图画。灾难赋予了图画一种虚弱的悲惨的美。月亮她知道人间的不幸吗？我去到废墟后面，拍下了优雅的、羞涩的、自废墟升起的圆月。夜深了，有人还不想睡，有人无法入睡。指挥部办公室帐篷外的路灯下也是一幅画：一搭木板，一个沙堆，一棵桉树，一抹电线，一串充电器，七八个人。一个小伙子背靠桉树讲述着他在石坎、水观的见闻：两百多架运锰矿的拖拉机被滚石和坍塌的山体埋在路下、打翻在路下，路上、路下到处都有死去的司机，有的脑壳还在外面，有的只看得见手和衣裳，到今天都没人收尸；窑沟里死了二十几个人，黄岩窠的王正成断了双腿没药医，叫唤了三四天才死。小伙子像是受了刺激，一边讲一边笑：“我们一家五口就活下来我一个，阎王看不起我，地震那天我上平武了。”我远远地望着，望着他的笑。有人问他是不是回去过，他说14号他就回去过，昨天、今天又带记者去过石坎，今天在石坎锰粉厂下面，他亲眼看见一个人被飞石打死在堰塞湖里。“我活倒是活出来了，可房子没了，家人没了，啥子都没了，也不晓得二回咋个过。”小伙子这么说，依旧在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王成勇。月亮在头上，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望它一眼。5月19日晴清晨，一个人又去叮当泉看南坝。明朗朗的地狱。太阳已经出来，但空气凉爽，有风。小学废墟上飘扬的国旗显得格外鲜艳。如果不去看脚下的废墟，不去闻空气里的腐臭，不去注意遍地疮痍和帐篷，单是看丫头坪、凤翅山的绿，单是看山地成熟的麦子，单是看万里无云的蓝天，南坝还是南坝——可是，谁的眼睛又能忽略那些废墟？（写到这里，5月27日16∶38，突然5.7级余震，震中陕西宁强。之前的16∶04，刚发生过一次5.4级余震，震中青川。）上午九点过，何家坝渡口。对岸的何家坝住满了部队。上面的丫头坪、檬子树也都住满了。除了军营，还有战地医院、灾民安置点。阳光是没有遮拦的火，烘烤着地上巴掌宽的裂缝。残剩的植物萎蔫了。到处都有奔忙的官兵的身影，个个都有着黝黑稚嫩的脸庞。浮桥架到了第三天，还没有合龙的迹象。对岸的物资已经堆山塞海，只是运不过来。大型机械还无法进场，更多的废墟只能保持原状。官兵绿色的身影的确给地狱一般的南坝带来了安全感。直升飞机在白花花的阳光里盘旋、降落，煽起漫天的沙尘。搜救队开始搜救学校以外的废墟，他们的橘红色已经蒙了尘埃变得不再鲜艳。从明月渡到落河盖，从后坪到桐子梁，空地里到处是天蓝色的帐篷。废墟间、河滩上到处是运送救灾物资的人。与老何走在一片接一片的废墟间，看见如火如荼的阳光不断地从瓦砾和断壁残垣上倾泻下来，不断地被巨大的地裂吞没。从酱园到林业站的废墟有好几百米长。已经第七天了，看不出有挖掘过的痕迹。地震发生后，南坝成了孤岛，这是最大的绝望。我和老何下意识拉上口罩。一只火鸟在一棵桉树下的废墟上跳来跳去，像是在留恋它的故园，又像是在寻找废墟的主人。或许火鸟的巢当初就建在这家人的屋檐下。又一次驻足在小学的废墟，为满地的书本、书包发呆。国旗在绿树间招展，好像一刻也不曾停止；在我眼里，它的鲜艳和舒展，在成为一种标志、一种象征的同时，也成了一种茫然。盛传北川县城有七楼变一楼的，我在南坝看见的是二楼变一楼。地震前停靠在一楼楼下的摩托、轿车，变成了扁平的废铁。我能够想象到那一刻，14点28分那一刻，可是想象是苍白的，它远不及肉体与灵魂的亲历。二楼阳台上的花草还有活着的，有一株美人蕉甚至开得很娇艳。明月渡在江油关关口，涪江穿过巩固梁和凤翅山擦着南坝的后腰而去。我和老何冒险去了一趟废弃的桥头，侧目看见头顶严重坍塌的万丈裸崖。不晓得大桥垮塌的那一瞬，上面有没有车辆行驶。我们看见离老桥不远处正在新建的大桥也已垮塌，桥墩严重倾斜，预制板掉在河里七零八落。在云坝的一处废墟旁边，我看见一个孩子正在跟一只狗说话，身后的地上是地震过后留下的裂口。我把孩子和狗留在了我的镜头里。孩子的表情是沉默的，沉默的背后有暧昧的疼痛。孩子的裤裆扯开了一条口子，两个蛋蛋露在外面。而躺在地上的狗显得十分疲软。铁皮船一刻不停地穿行于两岸，从对岸运送着搜救队员和部队官兵。等着背救灾物资的灾民坐在岸边麻柳树的树荫里。有直升飞机飞进石坎、水观，有直升飞机降落，有部队首长下来，有官兵在抬预制板搭桥。我坐在烈日里，看这一切，不知不觉又有眼泪浸出。有人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打电话，安排做三幅标语。第一幅：平武人民深情感谢所有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们。第二幅：危难时刻见真情，感谢亲人解放军。第三幅：手牵手，你我同在；心连心，难关共度。旁边，有人还在给打电话的人交待：赶做“绵阳市平武抗震救灾军地联合指挥部”招牌，外加91个工作牌，其中一个指挥长、30个副指挥长、60个工作人员。午饭后，又是一段困顿而炎热的无法躲藏的时间。很多人都坐在中学操场外的矮墙上。在矮墙上，我见到了南坝小学校长何晓兵。他认识我，叫得出我的名字，说很多年前就读过我写的诗。提到诗，我突然感觉羞耻——“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我不敢说“5·12”汶川大地震之后，搞文学是可耻的，但我至少认为，在“5·12”汶川大地震的废墟里谈诗是可耻的。何晓兵告诉我，在这次地震中，他可能有两百来个学生遇难，有六位老师遇难，他自己的母亲、舅母、侄女也都遇难了。在不断移动的有限的树荫里，我没有问他太多。他眼睛里干冰一样的泪花让我欲言又止。时至今日，我都无法录下遇难的学生的名字，但可以录下遇难教师的名字。他们是：张兰（女，三十一岁）、任维志（四十六岁）、方秀琼（女，三十二岁）、曹红梅（女，二十三岁）、杜正香（女，五十三岁）、庞朝新（四十二岁）。最年轻的是曹红梅，今年2月刚刚结婚。坐在矮墙上的还有南坝小学幸存的两位女老师。陈光荣是我的学生，中午在父母家里吃了饭正走到学校大门口，看见红光一闪就昏天黑地。身材窈窕的黄玉显得沉默。陈光荣告诉我，黄玉的女儿任诗雨遇难了。我不敢问黄玉。我只是看着她，希望通过目光传递给她一点安慰、一点希望。在朋友老胥为县教育局写的采访稿里，我读到了黄玉口述，摘录如下：在地震发生的瞬间，我有两份担心：八岁的女儿任诗雨在小学读二年级，我带的五年级二班要在下午第一堂课考英语。我不能准确分辨这两份担心哪个重哪个轻，我只能说，这其实是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