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世俗社会，它在我们的生活里为何缺位？ | 我们如何与未来相处④

原标题：如何理解世俗社会，它在我们的生活里为何缺位？ | 我们如何与未来相处④我们这篇报道将围绕“中国的世俗社会是如何越来越疲弱”的展开。“有时候，关键不是去改变世界，而是去解释世界。”在某个关键时刻，关于如何解释这个世界，如何与未来相处，我们需要听听睿智、独立的声音。我们邀请了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传播学等领域的 20 余位专业人士，回答了我们的问题。问题纷繁而且复杂，但与年轻一代的未来生活息息相关。被访者希望，留给未来年轻一代的这个世界运转良好而且文明进步；在复杂而且迷茫的世界中，保持独立与理性。去年底，郭于华参加了“大爱清尘”的 2017 年度会议，注意到政府部门态度的转变。“大爱清尘”是个 2011 年成立的非政府公益组织，目标是专项救助中国 600 万尘肺农民，推动预防和最终消除尘肺病。一些著名的公众人物，比如袁立、姚晨、陈坤、贾樟柯、赵涛、徐小平等，都是这个组织很重要的支持者。郭于华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郭于华发现的变化在于政府“不再觉得他们是来捣乱”的。她认为这个转变主要还是来自于“上层”态度的变化。 2016 年 1 月，十部委联合发文说要加强农民工尘肺病防治工作，救助尘肺病人，等于承认了“大爱清尘”这样的组织做了一件好事。作为职业伤病的一种，尘肺病与恶劣的工作环境、缺乏支持的劳动保护体系有关，而这一行业的劳工主体——农民工，不论在国家的劳动保护体系里，还是在公司运营者当中，都是得到关心和保护的一群人。郭于华觉得，“非常好的事，等于说他们其实成为一个很经典性的社会组织，和政府有一个比较好的合作关系、良性互动的这么一个案例”。来自：微博@大爱清尘一个经典问题是，为什么 NGO 组织与政府和谐共事——这样的案例如此之少？2017 年 12 月，北京大兴火灾之后，清理人口过程当中，我们曾经做过一次调查。其中，不论是已经有过 NGO 经验的组织，还是临时拼凑起来希望给无家可归者提供支持的热诚公益人士，他们面对的一个共同问题是，没办法组织起来一个有效的服务。一团糟的局面一直持续到这个事情渐渐淡化。郭于华从“大爱清尘”这个角度看，对公共事件的不同理解可能是一个原因。“官方统计 60 万尘肺病工人。实际上是 10 倍，是 600 万尘肺工人。”这个数字的差异，可能决定了政府希望淡化问题的存在，而 NGO 组织希望用事态的迫切性来引起更多的人重视。这种差异，有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发展成一种敌意：政府与公益组织、公民组织之间。而越来越强大的政府决定了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一个没有世俗社会的社会。或者说，一个没有“社会成分”的社会。我们这篇报道将围绕中国的世俗社会是如何越来越疲弱的；为什么不能容忍一个世俗社会的存在；政府，也就是权力部门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权力如何控制好自己的权力；世俗社会存在的价值在哪里；如何重建一个理性的社会等问题探讨。郭于华参加的“大爱清尘” 2017 年度会议，来自：郭于华的微博@清华-74于华-郭 1.为什么没有中间社会？中国的官僚制：古代与现代洪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中国的官僚制形成得很早。从秦汉开始，中国就成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尤其秦朝，具有一种非常典型的官僚制形态。这还不是现代类型的官僚制，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它是家产制官僚制。皇帝把国家当作家产，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本身是违背官僚制原则的，而官僚制只是皇帝的一种统治工具或手段，因为看到官僚制的高效性，看到官僚制下的官僚与国家之间的非实质性关系——这是有利于皇帝独占国家作为其私产的。对中国古代官僚制理论，贡献最多的是法家，譬如申不害，不少西方的中国学者就称其为中国的官僚制理论家。不过，在传统中国，官僚制始终受到一种力量的牵制，这一力量主要来自儒家。在从战国到西汉的儒、法之争中，一个重要内容就与对官僚制的看法有关：儒家讲亲情、人情，法家则认为，儒家所强调的亲情、人情，以及所重视的家庭、家族，有可能干扰政令的统一和执行，因为，人的一切行动都是要听君主或皇帝的指挥的。从历史看，儒、法争论的结果是各有所得。后来人们常常把中国古代的科举制与现代西方的文官制度相提并论，这并不准确。科举制产生的不是官僚制意义上的官僚，而是一种“反官僚”。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讲，“君子不器”是儒家的一个理想，而官僚制却要求官僚成为专业技术人才，即成为“器”。所以两者的道不同。现代官僚制总体上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设同步发展。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因为革命，因为大规模的民众运动，现代官僚制在现代中国的发展不顺利。直到 1970 年代前期，即“文革”后期——这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关节点，官僚制的建设进入正轨，这也是一个大谈法家的时代，两者并非巧合。改革开放后，官僚制进入迅速发展期。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与现代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关，如现代企业制度、公司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所采取的组织形式都是现代官僚制。第二，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高度动员状态，逐渐常规化、日常化。政治过程的程序化及活动的制度化，都要求官僚制形态。而在根本上， 20 世纪中国国家建设的动力和主题，是与世界其他国家（列强）竞争，所以，追求富强是首要目标，于是不可避免要“现代化”。什么是“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化”，现代官僚制是其基本形式。所以，改革开放之后，尤其在前期，批传统或儒家的“人情”观、批“人情社会”很盛行，认为人情导致腐败。这体现出当时官僚化的要求很迫切。官僚制在本质上要求斩断人情关系，剥离人际关系。今天舆论普遍反对在现代大学中延续重情感的传统师生关系，表明了对大学的官僚制化的要求。当然，除了这些经济上的或观念上的影响之外，中共本身的影响不容忽视。建国后，它至少也有迅速官僚制化的一面。在某种程度上，这或许是“文革”的一个原因，但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在“文革”后期，其实又回到了官僚制化的老路。政党官僚制化、政府官僚制化，以及由于党和政府在社会中的核心领导地位，由于它们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出现一种官僚化社会，是不难理解的。马克斯·韦伯（1864-1920）今天，遏制官僚权力的力量在哪里洪涛，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