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世俗社会，它在我们的生活里为何缺位？ | 我们如何与未来相处④

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在现代国家中，有议会制，有普选制。这些制度是对官僚制效应的一种对冲。关于这些，韦伯讲得比较多，晚年他特别讨论了议会制，也讨论了总统制。官僚制的发展尽管是现代国家的一种重要倾向，却不是唯一的，也有与之相反的方面。在韦伯看来，在议会斗争和民众政治斗争中，能产生与官僚不同的另一种类型的政治从业者，即政治家。这是对官僚统治的一种克服，因此，产生政治家的机制是重要的。在不同国家中，这两种力量的发展也不同。在威权国家中，议会常常是象征性的。议会本身就可能就已经官僚制化了，或者，议员很可能受到官僚机器的操纵。威权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主要产生自官僚组织，政党也好，政府也好，都这样。所以，政治家和官僚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就这两种制度而言，威权国家缺乏对官僚制的抑制力量，而且，由于在威权国家中，官僚化的政党和政府对社会的主导地位，由于它的权力全面渗透于社会，所以，威权国家的社会的官僚化程度往往也很高。譬如，一个社区，到底是一种官僚层级呢，还是一种社会自治组织。答案不难得出，这是一种官僚层级——尽管它并不是政府的一个部门，因为它履行的依然是命令的传送、执行的功能，而与民众的共同生活没有多大关系。极权国家有一种反官僚制的表象。其实，这只是在形成它的第一阶段，即极权主义运动的阶段，是这样。但是，在极权主义运动高潮过去之后，冷却下来的，凝固下来的，依然是一部官僚机器。希特勒执权之后，很快灭掉了像冲锋队之类的运动的激进力量。斯大林也是，斯大林主义之后，是一个高度官僚化的国家。极权主义并不能使自己始终保持为高度动员的民众运动状态，到最后都会冷却为一种官僚制国家的形态。甚至运动本身，都会成为官僚化的例行程序，就像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所描绘的。马克斯·韦伯对能否遏制全面官僚化，并不乐观。他似乎认为，即便西方国家，也难逃全面官僚化的宿命。奥威尔《一九八四》也预言了这一前景。韦伯看到了官僚制与现代精神之间的关系。官僚制不止是一种组织形态，而且体现了现代人对世界的态度，这就是无穷尽的权力欲。从对自然的全面掌控和操纵，必然会走向对人本身——整个社会和所有人，从人的身体到人的灵魂——的全面掌控和操纵。一方面是权力欲的放任，另一方面是理性成为欲望的奴仆。这是官僚制在现代之所以合理的基础。官僚制反映了现代人的世界观，对世界、生命、自我和他人的态度。如果没有从根本上反思和改变这种态度，现代政治就无法摆脱官僚统治这一前景。国家以单位的名义吃掉了社会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纺锤体也好，一盘散沙也好，可能是针对橄榄型社会，想对中国社会形态作为一种概括的尝试。中国社会已经不是一盘散沙。中国社会甚至从来说的不是一盘散沙。直到今天，中国社会的基本控制结构还是单位制。虽然社会学家早就替我们宣告单位制已经终结了，其实是错误的。因为从我本人的经历上来讲，我就知道中国的单位控制很强。因为我从高校间调动过两次，都是 “985” 高校，大城市之间，北上广深之间调动，还不是东北和西北的高校，属于国家保护型。那么，第一次调动花了 10 个月时间。第二次调动更惨。北京市内调动，花了两年时间。我前年 1 月份到清华，今年 1 月份才办完调动手续。所以单位控制制度实际上是非常强。它就是单位组织化社会。单位组织化社会，你当然可以说散沙般的，但肯定不是散沙。中国社会的强控，有隐性机制和显性机制两种。对于城市居民来说，显性机制就是单位，隐性机制就是国家的政治控制机制。所以基本上，你是被安排在社会的网格格局里，我们公安局的一个城市管理办法，叫网格化管理。所以公安局有网格的格长，你被划在这里被管理。而我们一般如果要说散沙般社会，主要是指的啥？就是公民日常秩序是散沙般。比如我八小时在单位外了，单位就不管我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我就没有真正地社会动员。比如按兴趣来说，我有钓鱼协会、棋牌协会、麻将协会。就是 8 小时之外，你要有这种社会的协会在干预你。或者是按地缘，正式组织起来，比如川人协会、湘人协会，也没有很好地运作。这些都是高层成员自娱自乐。他的社会动员、触角，并没有伸向社会。那么业缘性组织，就更是行政性的附属性组织。你看我们也有教育工会，但教育工会基本就是旅游，过节发一点油米之类的，表示工会在关注我们。但实际上，它丧失了工会真正进行行业组织的作用。所以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社会是个散沙般社会是有道理的。而我们前面实际上谈到的所有问题放到这里来，你就可以说，公民的自组织社会需要业缘、地缘和趣缘，交叠重复，组织起来，使公民们确实 24 小时都有组织归属感，而不是 8 小时有单位归属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建构是个复杂的事物，需要我们原来在国家吃掉社会的情况下，让社会重新获得它应有的空间。2.中间社会缺失，带来种种弊端没有自主的社会，就没有自主的公民，公民无法自己治理，无助于良序社会的养成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目前这样的状态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都在处理的一个基本矛盾。这个基本矛盾曾经被人简单地概括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对于中国公民的自治组织和公民的公益组织来讲，我们有一段时间要建和谐社会的时候，放得比较开。放得开之后，那么我们没有在政策上和资源上做出很好的筹划，所以国际 NGO 迅速进入，于是我们就有了国家安全的考虑。另外一个就是公民自治组织多了之后，我们因为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心理调试，那么党政组织结构觉得有了跟我们组织性质不同的另类组织，有内部不安全的感觉。所以在这个时候，它就产生了双重管理的需要。所谓双重管理，一个是政治管理，但是我们的政治管理常常变成政治控制。我一放开你，我觉得要建和谐社会，所以社会就自组织了，国际 NGO 进来，我们也欢迎。国际 NGO 组织有资源，公民的自治组织有互助，然后我们政府就可以撒手不管了。在初期阶段，其实党政部门是喜闻乐见的。因为免除了我们很多责任。但是，没有料到免除责任的同时，它也就把你所具有的权力指挥能力给下降掉。所以这个时候，政治上它就需要加强控制。那么另一种叫秩序性管理的需要。我认为是一种客观的需要。在一个国家的社会迅速成长的时候，中国因为市场力量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