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世俗社会，它在我们的生活里为何缺位？ | 我们如何与未来相处④

首先在盈利型社会，它已经有相当高的自主性。我们也看到，在十九大前后，对市场组织高度不放心的情况下，中央还不得不制定一个重视企业家精神的政党文件。因为它涉及到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秩序问题。如果你打压太厉害，现在非常简单，我即使通过国家的银行体系转移不了资金，我通过地下钱庄，资金大量流出。最关键的危机信号是什么呢？就是民营资本在投资增长方面，甚至处于明显下降。这个让中央积极回应。所以有了培育企业家精神，甚至有顾雏军案重新审理，尊重企业家产权，所以中央这个政策的重要调整相对是比较及时。换言之，我们现在要对盈利性社会吃定心丸。但是，原来我们在加强政治管理和秩序性管理的同时，我们一收就死，其实又难于做出调整。它就跟盈利性社会一样。因为盈利性社会涉及 GDP 的增长，数据一来，他很清楚。而做一个公民自组织的社会，不会明显影响经济数据。因为不会明显影响经济数据，那么党政机构制定相应政策也变得更为迟缓。如果没有显示出某种社会矛盾和不可克服的社会压力的时候，政策是很难跟进。因为近几年中国公民的自律性下降，就证明自律的公益社会和公民自组织社会的状态正在衰变的一个社会信号，但相应的政策跟进就没有像盈利性社会那样，因为民营资本投资的下降，中央就着急了，马上就可以在司法上、在政策上、在中央的政治文件上，有迅速的反应。那么后者到目前，还没有什么迅速的反应。其实对于中国社会来讲，盈利性社会、非营利社会以及公益社会，这是社会一般认为的三个空间，后两者的重要性是非常重要、非常明显的。原因在于，公民的组织利益社会和公益组织社会涉及公民生活的自主、自治和自律。我们原来是期望公民不自治，不自主，但是他们要做到自律。这是我们一般的盼望。但这种盼望对长期的计划经济国家来说，也没有什么错误。这是他的惯性思维必然有的一个判断。但是，我们现在不得不恢复一个现代常识，就对于公民的盈利社会也好，自治社会也好，还是公益社会来好，如果它不能自主，它就有依赖性心理。党和政府戳一下，它就跳一下。不戳一下，它就不跳一下。甚至你戳几下，它才跳一下。因而党和政府所使用的资源非常之多，耗费非常之巨，但效果不能令人满意。今天，为什么中国式过马路的问题一直在城市社会解决不了？说到底，就是没有自主的公民，就没有自律。而自主的公民它一定要通过自治，自治是什么？是相互的治理。它是个社会治理，而不是国家权力治理。那么，社会的公民自我治理，有了习惯之后，才有所谓我们期望的正气，才压得住邪气。比如说，你三五个人横穿马路，七八百人都怒目而视，你就自觉了，但是只有三五个人守这个“红灯停，绿灯行”的城市过马路规矩，七八百人都在过马路，这三五个人已经被裹挟进去了。所以，自治的社会才是个自律的社会。自律了，公民们就能够判断是非善恶好坏。今天中国社会，很难判断是非善恶好坏。比如说城市居民在违反交通规则的时候，明明错了，他也得跟维护交通规则的城管或者是警察、辅警闹下，甚至扇执法者一个耳光都有。为什么如此不自律？他判断不了是非。因为长期以来，是非混淆。他就不知道我这错误。以往我骑个摩托逆行一下，从来没说罚款。现在，你居然要罚我的款，你吃饱了撑的，你缺 50 块钱？！然后肢体动作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搞清楚一个基本常识，必须是一个自主的社会才能有自治的能力，而有自治能力的公民他才是能够自律的公民，而只有自律的公民，他才跟一个良序社会挂钩，而良序社会在支持我们十八大、十九大都特别强调的法治国家。没有这个良性的匹配关系，你只是在政策布局上去控制社会，那是不行的。社会控制只能叫压服，不是叫治理，或者叫口服，而不能是心服。心服就会体现在行动上。强控的社会可能是一个地火运行的社会。因为是地火，所以你也不知道在哪里喷发。因为是地火，喷发到什么程度，你也无法预测。你应当给社会一个随时随地的解压阀。我把解压阀开得多大，你会发泄多少社会愤怒，我们是可以计算的，或者是可以预估的。那么这样的社会管理，他就会走上良性轨道。而没有这个解压阀，可能把这个社会压得大家不谋求上进，不谋求出头，平常也没有干预公正的愿望，更没有去维护公正的行动。你觉得这个是乖乖公民，但实际上，因为长期的压制，这个公民内心的暴躁已经在蓄积着，就像地火运行，一喷发出来，局面就有可能难以收拾。最近伊朗的个案很明显的，你想在一个神权国家，突然是数百万人在大城市里头抗议、游行。这个各方都没预料到。那么，中国一定要避免像伊朗这种管理悲剧。公共生活缺失的时候，集体生活会成为一个替代品，比如广场舞王晓渔，同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有公共空间是好事情，但有可能现在新出现的问题是很多人已经生活在一个虚拟世界中，不再有寻求现实中公共生活的诉求。现在经常出现的场景是：朋友聚餐但并不聊天，去听讲座却似乎对讲座内容没有兴趣，而是各自拿着手机拍照、刷朋友圈或者玩游戏。从小就接触虚拟空间的更年轻一代，甚至有可能觉得现实空间是另外一个世界。这个差异开始变得越来越大，变成我们所说的一个平行世界了。前段时间与朋友聊天谈到弹幕，这位朋友用很多时间关注 00 后的虚拟世界。我平常也看弹幕，但是听朋友介绍过才明白弹幕里面有很多分层，就是说什么人能发什么弹幕，什么人能看什么弹幕，这里面都有很多分层。相对而言，我平时看到的弹幕只是非常表面的。弹幕是很小的一个细节，但从这个一个细节可以看出代际之间的隔膜。从人的角度而言，我想公共生活肯定应该是个必需品。不管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还是按照中国过去所说的“群而不党”，人都有一个社会属性。我不完全认同“离群索居”的说法，结果很容易变成单一的原子化。普鲁塔克有篇文章《“隐秘无闻的生活”是一个好准则吗》，讨论过这个问题。当然，我也能理解高压之下个人被动的撤退，只是不必把这种被动的撤退描述为超凡脱俗的理想境界。一种共和式的公共生活应该作为一种必需，但是享有这种必需有时又是很艰难的，因为公共生活的丰富是以社会空间、社会组织的丰富为前提。老人们的广场舞经常成为话题。如果不扰民，我并不讨厌广场舞。但为什么广场舞成为老人为数不多的选择？在缺乏公共生活的时候，集体生活肯定会取而代之。公共生活与集体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