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 我拼命关掉脑子里嗡嗡作响的闹铃

原标题：这一年 我拼命关掉脑子里嗡嗡作响的闹铃7点，闹钟第一次响，我挣扎着翻身摁掉。之后，每隔10分钟闹钟再响，摁掉、再响。整个早晨在“叮铃铃”声中迷糊入睡，反复循环两三个小时，直至我忘记了它的存在。凌晨两点躺下，设置一个7点的闹钟，成了我多年的习惯。我视之为一种激励、催促，7点起床是这一天充满希望的开始。事实上，很久的日子里我未见过北京的晨光。这个习惯在做心理咨询时，我和我的心理师一起发现的。我很震惊，“原来这个闹钟响了这么久”。那种被吵醒、惹恼、折磨的滋味在心理咨询中被一再唤醒。从2015年12月开始后的一年里，28次心理咨询，每周横跨北京东五环到西三环，50分钟的心理咨询成了庸常、琐碎、焦虑生活里的一次喘息、一次旅行。首次咨询第一次走进咨询室，连紧张都顾不上，我快迟到了。这是一家公寓内的一居室，经过厨房、卫生间、客厅。两张深蓝色沙发摆在角落，还有一张躺椅。并没有美剧、英剧里夸张的沙发，我想，什么时候来一次催眠，或许躺椅就派上用场了。咨询师是一位普通女性，如你我一样，在地铁里擦肩而过也不会抬头。她年纪稍长，短发，和网站上的照片一样。我安心坐进靠里的一张沙发。第一次想去咨询是在前年冬天。我坐在出租屋的书桌前，侧身可以看见窗外浓重阴沉的雾霾，找不到呼吸的出口。我着急地敲着键盘，打不出一个字。那时，我刚工作4个月。进入一家体制内单位，每天挤在早高峰的地铁里，风尘仆仆地走进陈旧的大楼。楼里腻着一股油漆味，空空的肚子止不住地反胃。窝在四面围着人的格子间，我写起了新媒体文案。词、句的堆叠和罗列，之后又是无止尽的修改。我强压着沮丧，宽慰自己：赚一份糊口的钱，交得起下月房租。朋友大多进了报社、杂志社，跑起了正儿八经的新闻，我坐进了格子间弄起了“虚构”。他们跑进一个个现场，报纸上印着名字，挂靠在一个个单位下，而我们彼此间的生活隔了千山万水。工作上的烦闷越来越不敢和朋友们倾诉，说多了怕打扰别人。有时，又急于和他们聊聊，看着微信对话框里一直跳不出来答复，愧疚感又涌上心头。情绪像一个灌满水的皮囊，一个麦芒就能溃不成军。甚至恐慌起来，与朋友走在路上聊天，都要东张西望，发现四下无认识的人，才继续聊下去。活在岛外生活在北京的种种心绪自然也无法传递给父母。毕业后坚决留在北京，不如意似乎是自找的。电话更多地是问“工资够花吗？”“多跑腿，勤快点”，有时我多希望他们问问我，“今天开心吗？”可即使问了，我也就点点头，“嗯”一声。关于孩子内心景观，他们是否真的有兴趣，我也没有关心过这个问题。或许，他们也不知道如何问出口吧？临近毕业找工作时，妈妈的电话一个接一个，言语焦虑。有次，我发短信告诉她，我毕业论文被评上优秀论文，期待的表扬并没有出现，劈头就是“你工作找到了吗”？除了工作日，大多数时间我赖在沙发床里。从小，我就有一个习惯便是在低迷期开始追星。我在一两个月内看完了一个日本组合出道20年来的综艺节目和剧集。他们信奉“一生悬命”，拼尽全力给观众带来快乐和温暖。常常看困了就睡觉，醒了继续。循环往复，白天和黑夜用一集集40分钟的综艺节目串联。可惜的是，今年他们解散了。在微博刷到消息的那晚，我自嘲“连偶像陪伴你的时间都是有限的，还有什么陪伴是长久的呢？”谁说的，“人不可能活成一个孤岛”，而我分明活成了孤岛。躺在十二层的单人床上，下午日常杂音在耳边被放大，放学回家的孩童在楼下玩纸牌游戏，老人家在遛狗，更远的，还有人在叫卖。没有办法，我想找一个专业的倾听者。在一个提供心理咨询的网站上，我快速滑动页面，输入性别、价位。女性、年纪偏长、经验丰富、长相合眼、长期疏解情绪问题等。一位30至40岁间，短发、略胖的女性咨询师跳进我的视线。“就是她了”，我暗暗下定决心。确认支付时，我没有犹豫。一次咨询费600元，那时我的工资不过三四千元，银行卡的额度可能更低。倾诉、吐露的欲望容不得再有迟疑，来不及再想下一周要靠什么生活，我需要被倾听。求助之前，我曾陆陆续续看过一些科普文章。那些写着“一次发现自我、探索自我的美妙旅程”的美言，吸引着我拨开云雾，看见光明。知道我开始心理咨询的朋友仅有二三。我们大多年纪相仿，经历类似，听说过心理咨询。但当身边第一次有人说“我在做心理咨询”，大多还是一脸惊讶与迷惑。“你有病？！”“你不是很好嘛，笑得很开心啊！”“花那钱干什么，我不要钱，你跟我讲！”一笔开销不少的支出，到底能带来什么效用？大多数时候，我并不能给他们一个完美、有说服力的解释。咨询的开始并不顺利。家庭、人际关系、对金钱的态度、外貌、如何对待赞美和批评……我们谈论一切，却没有目的。这背后的问题是我想要解决什么，更多的钱？更多的爱？似乎又不是。放松、从容的心态，安宁、稳固的内心秩序，我更想要这些。一个词一个词往外蹦，毫无逻辑，“这个……那个……”，我扶着额头，眉心拧成一团。这些话题我从未与人聊过，心理咨询是疑问出发的起点。有时，我质疑“那些不过是小事啊”，咨询师总是回复，“那是对你重要的小事”。我又重新投入讲述。一团乱糟糟的毛线，被抽出一个一个线头。不停歇的闹钟就是在抽线头的过程中发现的。她提到，被闹钟一遍一遍折磨的早晨，人该是多么的愤怒。但是我却没有，相反，我掉入了新的漩涡——愧疚，大学舍友常被闹钟吵醒，用翻身、叹息来抗议我的闹钟。闹钟所带来的隐隐不安，如同编辑的催稿，愧疚感一再袭来，而我只能用拖延来抵抗。这种矛盾的存在极其不舒服。逃避咨询不如预期的积极，我也用更长的时间来逃避。回头看，这一年咨询了28次，按照约定的一个月4次，我翘掉了一半的咨询。每次去，总要熬到最后时间点才出发。迟到是必然的，但时间是用一分钟8块钱计价。每次敲响那扇门，我冲进去的第一件事是要一杯水以及给手机充电。没吃早饭，带着一个电量只有百分之十的手机出门。有一次，咨询师小声嘀咕：“你也需要充电吧？”两三次的咨询之后，线头抽不动了。在大场景的回忆面前，我只有雾色弥漫的风景，情绪、快照深深刻在记忆中。爷爷快离世的那年，我9岁。家中有把好看的椅子，我指着椅子问他，“爷爷，你死了，这把椅子给谁？”妈妈立即打了我一下，“乱说话”，旋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