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 我拼命关掉脑子里嗡嗡作响的闹铃

我被拖出屋子。在一个临终者前，“死”是避讳的。高中时，成绩一落千丈，我抬不起头，身子藏进肥大的校服里。更害怕的是不敢说话。我看着“梅艳芳”，心里默念“不能读成梅兰芳”，脱口而出就是“梅兰芳”。周围同学爆发出一阵笑声，我脸涨得通红，用胳膊圈出一个空间，埋进去。我记得的总是这些。咨询师常问我，“你在想什么？”“你的真实感受是什么？”，甚至在一段咨询之后，她让我承认“心理咨询是没有用的”。我张不开口，警察又跳出来了，“没有效果暂时的，我愿意花更长的时间来看见效果”。快结束的时候，咨询师说：“有时候，只有你一个人行走在沙漠里，我想搭着梯子来够你，但是找不到搭梯子的材料。”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崩溃。这个漂在海面的孤岛，被浓雾笼罩，模糊得连我自己都看不清了，没有人来救我了。之后，我与她交流了内心的失落和绝望。“对不起，我为上次令你如此难过说对不起”，她回应。我愣在那里，好像从没有人跟我说过一声“对不起”，她真诚、坦白地看着我，一字一句，十分郑重。在过往的24年里，我是妈妈爸爸的孩子，一名按部就班的学生，一个机构里的职员。我听话、温顺、服从，自我的语言总是被更大的集体话语裹挟，对抗的方式就是沉默。太多的鸡汤教你怎么做女生，怎么做员工，怎么做子女，可笑的是，仔细翻一翻大多自相矛盾。对与错，美与丑，道德与反道德，没了秩序，失了标准。焦虑、不安、失落，就好像那只闹钟，在我的神经里隐隐作响。这时候，有一个人跟你说“对不起”。好像从前强加在身上的愧疚感，自己与自己的较劲，在一霎那松懈了。端详自己当咨询做到第20次时，妈妈知道了。从一开始我便没有瞒着她。但她没想到我坚持了一年多。果然，她的第一反应是“钱还够吗？”我发了一堆短信给她，告诉她我没有严重的抑郁症，不需要吃药。得到一句“我不能理解”。但妈妈的理解对我来说并不重要了，我不再是以前在院子里徘徊着的孩子，不需要他们放手说声“走吧”。我没有告诉她的是，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效果。我可能在花一笔钱，花费精力做一件暂时看不到效果的事情。我，一个“自个儿找病的人”。在东五环到西三环的地铁上，挤在人潮里，垂着眼皮，懊恼着又在低落、抑郁的沼泽里自溺。画出一周的心情曲线图，我不关心高点，只看得到低凹处。直到我遇到一个故事收集者。他看多了人人身处世间的荒诞与温暖，告诉我“人需要一个整理自我、表达自我的过程”。“整理自我、表达自我”，看上去很简单吧。但击中了我，心理咨询不就是这样的过程么？整理是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去杂乱、模糊的我得到了理解，“无序”也是一种正常，并不是一种错误，我不需要为此感到愧疚。想通这点时，是凌晨我躺在好朋友的家里。均匀的呼吸声，窗外疾驰而过的摩托车轰隆声，黑暗里朋友家的猫从我身上踩来踩去，时而凑到我的手机前，白光映着它的猫须，蹭着我的脸。感觉自己真实地踏在了地上，活在了人群里。中学时，教学楼大厅里有一面镜子。路过时，我总是扭捏地在前面一晃而过，看个模糊大概，却不真切，又一股风般冲进教室。这次，我又找到一面镜子。我要站在镜子前，仔细地端详自己，找到暗藏的怪兽，熨平心里的褶皱，关掉嗡嗡作响的闹钟。张知了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7年03月17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