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者》阿乙：生命操纵在死神手里，我们要自己夺回来

原标题：《朗读者》阿乙：生命操纵在死神手里，我们要自己夺回来“我认为，生命一开始就是应该属于死神的，它操纵在死神手里，我们要做的就是用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生活从死神那里把它夺回来。我们要实现我们的自主权。所以我很感激生命中有写作这件事，它虽然把我推向疾病的苦海，但它也将我拯救出来，把我拖出苦海。”——阿乙出现在《朗读者》舞台上的阿乙，身型有些微胖，镜片后的双目炯炯有神。他表情严肃，说起话来慢条斯理，说出的每个字都自有一种文采在其中，仿佛精雕细琢，一如他笔下的文字。作为70后小说家，从2008年到2018年，阿乙以每年出版一本小说或随笔的频率，创造出了写作的高峰，也捧得了一个又一个荣誉。他被称作“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中坚派作家”、“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作品被翻译成7种语言10个版本、海外译本获得英国文坛笔会奖……在这些光环背后，则是阿乙“圣徒式的写作”。他对写作有着一种近乎执拗的热爱，“以命博文”似乎是他的宿命，也正是这样的执着，让阿乙将生命谱写为一段传奇。他将生命的力量注于指尖，在键盘上的轻盈敲击之下，字字句句皆是对饱含热血与爱意的拳拳之心。2018年，阿乙的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终于出版，也正是因为写这本小说，让阿乙险些送命。2013年3月，一次突然的咳血吓坏了阿乙。在肃穆、洁白、清冷的医院里，阿乙感到恐慌与紧张在周身弥漫。走在医院里，有时候他会突然蹲下，每每这时，便会感到周围人带着惊愕的表情如潮水般退开。天地之间仿佛只有自己孤立无援，唯一能做的是等待死神的降临。渐渐的，阿乙开始给自己打气。在等待确诊的6个月里，他在手心写下这样四个字：是又怎样。6个月后，阿乙被确诊为卡斯尔门氏病。这样一个罕见到发病率仅为几十万分之一的疾病击中了阿乙，他不得不开始住院医治。而那个时候，这部长篇小说的一半还没有写完。自2013年的春天开始，阿乙的身上就多了一个标签：重症病人。现如今虽有所好转，但病痛依然困扰着他。也是这一场大病，让阿乙的容貌、生活方式、性情都发生了很大改变，但唯一不变的就是他对文字和写作的热情。生病之前，阿乙曾经一天24个小时都不停写作，甚至在睡梦中都在与小说中的人物对话。抽烟、喝酒、一天只吃两顿饭，阿乙对写作孤注一掷。“我想写一部让人过目难忘的作品”，阿乙坦言自己的焦虑，在写作这件事上，他是极致的完美主义者。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阿乙始终以一种强攻的态度在写作，对于语言的精准，它有一种强烈的要求。他经常对自己的文字推倒重来，在那些被人称之为内敛洗练的文字背后，是阿乙对自己无数次的否定。“写长篇，对于那些过于认真的作者来说就像一个司机，开车卡车，做黑夜里的长途运行。”在写作面前，焦虑与绝望同阿乙如影随形。正是这种无节制的、自我损耗的写作让他患病。出院以后，阿乙也曾尝试“戒掉”写作，但当他再次打开蒙尘的笔记本电脑，触摸到键盘的一瞬间，昔日关于写作的种种又如同电影一般在脑海中回放。“死不悔改”，阿乙这样形容自己。他的生命，好似冥冥之中就为写作而生。然而命运似不愿轻易放过阿乙，一次次与他开起有关生死的玩笑。2017年，因为疾病和激素治疗，阿乙的肾脏出现了问题，需要进行手术。发高烧、走路喘息不止，即使这样，阿乙仍满心只盛着写作这一件事。他冒着风险，自己从一天3片激素增加到20片，只为多增加一些时间。“只有完美呈现出来这个长篇，才觉得人生了无遗憾。”阿乙“几乎耗尽半条命”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但这远非结束的序幕。在一次新书签售会上，阿乙曾说：“哪怕给我一个亿，我也不会放弃写作。”他把自己实实在在地交出去，放在祭坛上，交付给写作本身。在文字面前，阿乙不认为自己是天才，但他却是毫无疑问的苦修者，将生命的全部热忱投入其中，以磨刀般的方式打磨每一个字句。阿乙说：“我想我死的时候，我的桌子上摆满我的作品，这就是我的人生意义。”从一个一眼就能看到一生模样的县城警察，到“最受期待的华文小说家”，阿乙用十几年的时间实现了他自少年起便生发的“远方梦”与“文学梦”。在小说面前，阿乙始终觉得自己是它的仆人。在追逐细腻而灵动的故事的道路上，阿乙无数次告诉自己：我这条命就是为文学准备的。在《阳光猛烈，万物显形》里，阿乙这样写道：每一个选择了孤独的人，都走在少有人的路上。阿乙正是如此，以对待生命同样的忠诚和热情对待小说，忠贞不渝，步履不停。他朗读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以此献给在写作道路上引领支持和帮助我的人。“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是旭日。”文学家左拉曾这样说道：“生活的道路一旦选定，就要勇敢地走到底，决不回头。”阿乙正是这样，在写作的世界里，文字具有跨越生死的力量，将生命的宽度与厚度延展开来。*本文作者曹雪盟，选自公众号“CCTV朗读者”，特此致谢。史铁生《我与地坛》（节选）因为这园子，我常感恩于自己的命运。我甚至现在就能清楚地看见，一旦有一天我不得不长久地离开它，我会怎样想念它，我会怎样想念它并且梦见它，我会怎样因为不敢想念它而梦也梦不到它。现在让我想想，十五年中坚持到这园子来的人都是谁呢?好像只剩了我和一对老人。十五年前，这对老人还只能算是中年夫妇，我则货真价实还是个青年。他们总是在薄暮时分来园中散步，我不大弄得清他们是从哪边的园门进来，一般来说他们是逆时针绕这园子走。男人个子很高，肩宽腿长，走起路来目不斜视，胯以上直至脖颈挺直不动；他的妻子攀了他一条胳膊走，也不能使他的上身稍有松懈。女人个子却矮，也不算漂亮，我无端地相信她必出身于家道中衰的名门富族；她攀在丈夫胳膊上像个娇弱的孩子，她向四周观望似总含着恐惧，她轻声与丈夫谈话，见有人走近就立刻怯怯地收住话头。我有时因为他们而想起冉阿让与柯赛特，但这想法并不巩固，他们一望即知是老夫老妻。两个人的穿着都算得上考究，但由于时代的演进，他们的服饰又可以称为古朴了。他们和我一样，到这园子里来几乎是风雨无阻，不过他们比我守时。我什么时间都可能来，他们则一定是在暮色初临的时候。刮风时他们穿了米色风衣，下雨时他们打了黑色的雨伞，夏天他们的衬衫是白色的裤子是黑色的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