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刘守英：一家子教我的“改革”

了京城某出版社社长，在他手上以每本5000元买下4个书号干出版。我们当时选择进这一行当还是有些底气的，主要的本钱是我们会外语，我弟弟是英语师范学院毕业，出来之前就是一个不错的英语教师。我们和一些朋友了解了干这一行的人的状况，其中很大一部分先是卖报纸、杂志起家，积累一些本钱后就买个杂志或报纸刊号自剪、自编、自卖，后来有一些在大学的人进来编“工具书”以高定价、低折扣行销，再后来是一些开书店的人直接做出版，稿源有的是市场上购买，有的是利用台湾那边的信息编辑出版。后面一类基本是台湾的一些翻译书，文字表达上台味较重，我们抓住读者对这类书的需求，决定找到好的外文书直接翻译出版。记得我们兄弟俩那些年有时间就泡在北京图书馆，说实话我搞学术还真没有这么利用过，然后就是跑书摊、逛书城，甚至到国外访问时有空就跑遍他们的书店、出版社、图书馆、旧书店，寻找一切可能的出版源。我们在这一行里出版过许多现象级的作品，表面上是我们有外语这种语言上的比较优势，更本质上是它成为一种打开眼界的工具，提高你的真假甄别力和决策时的理性程度。四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可以靠市场经济规则改变命运，但是有些由体制砌成的墙是你无法翻越的。对于我们一家子来讲，四十年的痛就是入城孩子的教育。上世纪90年代初，当我弟弟把我姐姐两个儿子领到北京来时，两个孩子已在老家读小学，其中老二的成绩是拔尖的，被认为是一个读书的好苗子。到了北京以后，碰到的最大难处是没有学校接收。最后托人才上了一个当地孩子根本不去的已经没有什么生源的小学。在这所小学毕业以后，两个孩子拿到没有入学证的毕业证。这时候我们在北京事业上已经基本落脚，如果为了孩子读书全家迁回，已经付出的一切努力就付诸东流，怎么办？只能在住处附近找了一家已没有多少本地生源的初中继续学业。老大读完初中，如回到老家上高中，根本不可能和湖北的学生竞争，权衡之下，只好在中关村附近找了一家职业中学企图学点谋生的技能，进去以后才知道这类学校除了收钱、什么也不会教，与其如此，还不如给他小舅打打帮手，一个初中生就这么走入市场。老二是一个天分很好的孩子，在北京读初中时成绩还不错，尽管属于“矮子里的长子”，但有一线希望还是不想放弃，读完初中后我亲自把他送回老家，到洪湖一中就学。但是，由于两地的学习状况差别太大，孩子回学校第一次摸底考就被老家孩子甩老远，后面的学习就更加吃力，越掉队越远。到高考时，我又回去亲自督战，期待靠“精神胜利法”帮他多考几分！但是，世上哪那么容易创造这样的奇迹呢？高考落榜后，只得去当时的北大继续学院读了三年书，一个本来很有学习天赋的孩子就这样一步步褪色，成为我一辈子内心的歉疚。最近我们家又开始揪心，这次发愁的是这两个外甥的孩子，就是我所称的“农三代”。老大的孩子今年要上小学了，比他爸爸时代进步一点的是孩子可以就近入小学，但是，到了初中、高中呢？在他们上一辈时，我们就抱着希望的等啊等！如果这两个孩子还是只能和他们的爸爸那样无奈地回去学习，那将是一种怎样的景象？怎样的命运？怎样的结果！当这篇稿子要落笔时，已是深夜十二点三十。我不能再继续了。感谢我们一家子在北京的打拼减轻了我的重负，让我还有气力去思考一些与个人衣食无关的问题。我们家四十年的历程，也让我坚定了改革的真义：向百姓开放权利，向百姓赋予他们应有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