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刘守英：一家子教我的“改革”

改革年代，那栋简陋的筒子楼里散发出一种改造世界和播撒火种的气息。所里的氛围和每个人的心气每每提起来就会激动一阵子，也是激励我至今的一种“气”。进到所里一年时间，家里传来不好的消息，父亲得了脑血栓。我放下手头的研究，径直回到家乡，直奔乡医院。父亲一见到我，已经半瘫的他居然神奇地坐了起来，充满希冀地望着我。我安慰他不要担心，一定会尽全力治好他，接着和医院医生商量好诊断方案。幸运的是，治疗非常顺利，半个月时间，父亲就治愈出院了。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我离开他时也安慰他，很快接他到北京住，不要再这么起早贪黑、脸朝黄土背朝天地拼命了，尽管我们都知道当时的条件不可能实现这一愿望。我回到北京不久，父亲又开始下地，还是一如从前地玩命干活。第一次治愈后不到半年时间，他就在一人拉板车去镇上卖粮途中，因爬坡时使不上力，连人带车往下退时被重重的一车谷子压倒，患了第二次脑栓。在当时乡村的医疗条件下，第二次脑栓后治愈率是很低的，父亲居然靠着顽强的生命力又活了过来，但手和身体已吃不上劲，他倔强、不服输的性格难以接受这一不能干活的现实，不久离开了我们。父亲是累死的，一辈子一天也没歇息过，由于条件所限，他没有进过城，更无从谈享过什么清福。我回家体面地送走了劳累一辈子的父亲，带着母亲和妹妹到了北京，开启了农村一家子在北京的闯荡与谋生。自母亲和妹妹到北京后，我们家就开始学习在商品经济的汪洋大海里游泳。家里一下子增加了两口人，我们当时的工资是支撑不住的，日常生活开支和住都成了问题。我们那间地下室十几平米的小房间一下住了四个人，中间只好用一块布帘隔开。人是暂时安顿下来了，工作呢？对我这样一个在北京工作不到一年的学生兵来讲，尽管单位牌上有“国务院”三个大字，但找工作时还真派不上用处。一天，我带母亲到六里桥附近的菜场买菜，途经一个长途汽车站，看到那么多人在那里进进出出，母亲大脑里的“商业潜能”（母亲在乡下倒腾小买卖是方圆几公里出了名的）一下被激发出来！我现在还记得母亲当时的激动，大声对我说：明天开始到长途车站卖茶叶蛋和凉白开！我的天！我现在都难以想明白，一个连路都摸不清、一句普通话都不会的乡下老太太哪来那么大胆量！她说干就干，第二天就要我去商场给她买好鸡蛋、水壶、茶叶等等，早起煮好茶叶蛋，她和妹妹一人背着一筐茶叶蛋、一人背着烧好的开水开始了在六里桥车站卖茶叶蛋和茶水的生计。一开张生意还不错，好的时候一天能卖出一百多只茶叶蛋和几百杯茶水。一家人的吃饭问题基本不愁了。“生意”刚刚红火起来，我又遭遇到工作单位变故，我们所在1990年代初被并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建农村经济研究部，我们只好离开这个神奇的地方。新单位给我提供了坐落于菜市口附近一个大杂院里的一间18平方米的周转房。安顿下来后，我们急需找生活。先是买了一辆三轮车到大钟寺批发市场进菜串胡同卖。不久，一次去白沟调查，我发现这里的小商品比北京便宜很多，我们就一周去一趟白沟进货，到菜市口和虎坊桥的市场门口卖各种小商品。成为市场中人并不那么容易，你必须手快、眼快、脑子不糊涂。比如，我们第一次到大钟寺市场进货，一眨眼功夫就被其他商贩把车上的东西顺走了；更重要的是要对消费者需求敏锐，我们那时变着花样卖东西，有卖过袜子，鞋垫，彩带，各种塑料玩具……还要和城管捉谜藏，有时城管来抄，你不仅要眼尖，还要腿快，心理素质还要好。经过菜市口近两年的市场游击生活，一家人练就了较好的市场嗅觉和与消费者打交道的本事。三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的疾风也吹进了我们家，不过我们卷入这场史诗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浪潮是“毫无计划”的，完全是一种掉进汪洋大海里的求生与谋生。印象深刻的是，我们那时上班时，除了少数几个当头头的，其他人并没有太多事可干，几个人一间办公室，纷纷抢着一部电话，询问钢材、彩电、汽车价格之类，当然大多数人就是瞎忙乎，真正捣鼓成的很少。一次回家乡，县里时任发改委主任介绍一个人打算到北京合伙开旅馆，我回北京后就兴致勃勃地帮人家联系了当时的海军招待所，我做为中间人帮助双方成交后，由我们家里人负责经营。我当时想以此正好可以解决一家人在北京的落脚，于是没有退路地卷入进去，在老家镇上工作的弟弟和弟媳将铁饭碗辞掉，带着姐姐一家进京开旅馆。没想到的是，一个月不到，这位答应一起合作的“资方”就带着全套人马进京接管，我们一家人一下没了着落，这对我和我们一家来讲简直是五雷轰顶！能怪谁呢？你没有本钱，还想当老板！我们只好忍气吞声地撤出，不过这件事对我们一家的警训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全家人先是撤到菜市口那间单位给的周转房里安顿，最高时里面住过十多人。不过，这一年也有好消息，我所在的单位给我在安外小关分了一套56平米的两居室房子，最起码让我的小家先安顿了下来。接着我们全家以小关为轴心开始了在北京的闯荡江湖。我弟弟一家和我姐姐一家分别在当时的熊猫环岛附近租下一间每月100左右的房子住下。姐夫卖菜，姐姐在安贞附近的公园口卖冰棍，维持他们一家及两个儿子在北京读书的开支。弟弟一边在安贞一座桥上卖书，一边准备一所大学的硕考，期待以此改变命运。我手头承担一项农村土地课题国际合作研究，忙于8个县的调查和数据分析，其间还于1993年出国到威斯康星大学的半年访问。等我在那里忙完于后来发表在World Development、China Journal的论文，意气风发地回到北京时，被家里每况愈下的境况击溃了心理防线，我弟弟一家已经搬到外经贸大学附近一间临时房屋，周围倒满了住户倾倒的垃圾！当时横下一条心：必须改变这种境况！于是，我们将手头仅有的积蓄拿出来注册了一家信息公司。做什么呢？我弟弟在一家公司帮助做过信息服务，那就从这个开始。我很快联系上经济参考报、光明日报、中国广播电视报等媒体，在这些媒体的版面上做信息广告，同时利用我们的英语语言优势承接一些翻译业务。这两年，一家人经历了市场经济洗礼，是任何一本教科书都无法学来的，那种几乎摧毁人的自尊心的经历让你既体验到人世的残酷，又让你感受到绝处逢生的无量极限。改变一家人命运的是进入“二渠道”出版。我们进到这个行业纯属偶然，而且根本不知道这个行业的道道。一次经一个朋友介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