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悟空变形记：从齐天大圣到至尊宝的文化表达

[摘要]抖落掉八九十年代的探索者、没落者的形象，在全球化的时代里，孙悟空再次以大圣的形象归来。上世纪80年代作为“行者”的孙悟空仍然保有英雄主义情结，一路披荆斩棘，降妖除魔。但进入90年代，英雄降格，个体化进程加快，每个人都需要独自去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因此矛盾、冲突、叛逆逐渐成为90年代文化的特征，孙悟空的形象也由齐天大圣变成了至尊宝。撰文▼曹金羽（检书作者）孙悟空是很多人年少时的大英雄，“齐天大圣孙悟空，身如玄铁，火眼金睛，长生不老还有七十二变，一个筋斗云啊就是十万八千里”。他的形象如此深入人心，我们熟悉他的一招一式，熟悉他的每一个故事，大闹天空、三打白骨精，取经路上的九九八十一难仿佛我们也一同经受，甚至可以说孙悟空已然成为我们文化心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对孙悟空的理解，而一代人也有属于一代人的孙悟空。他的每一次现身，几乎都能召唤出一种共同的情感，投射出时代的经验和现实。在古典小说《西游记》的封建时代，他传递的是儒释道三教合一及其内在的张力，是市井生活传奇想象；在晚清及近代中国，他表露的是遭遇现代性时的焦虑，关乎民族的自信心。“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这是革命时代的豪情壮志；“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这是新时期的探索与坚持。对于受《大话西游》、《悟空传》等影响的年轻人来说，孙悟空又带上了几分英雄主义的没落和成长的残酷，他们要在孙悟空与至尊宝之间艰难选择，徘徊在“踏碎凌霄，放肆桀骜”与“他好像一条狗”之间。孙悟空有七十二变，法力无边，而他的形象在历史的时空中同样变动不居。小说、电影、动画、戏剧等不同文本呈现了孙悟空不同的形象，从吴承恩的《西游记》到86版电视剧《西游记》，再到《大话西游》《悟空传》，孙悟空变化多端的形象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政治意涵。《英雄变格：孙悟空与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一书正是从这里出发，以时间为线索书写了孙悟空形象的演变，将其与时代的“情感结构”接合，借此去思考百余年来中国的历史处境与现实机遇。作者在书中划分了五个重要的时段，并挑出其中主导的文本类型进行分析，分别是晚清到20世纪40年代的“滑稽小说”，50到70年代带有革命色彩的“猴戏”，80年代电视剧版《西游记》、90年代以《大话西游》和《悟空传》为主的青年亚文化，最后是新世纪以来 “全球化”语境中的电影，每个时段孙悟空的形象有所不同，但都被接合进时代的政治文化结构之中，以自身之变揭示现代中国之变。《英雄变格：孙悟空与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白惠元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版遭遇现代：孙悟空游上海晚清时代，市面上流行一种“翻新小说”，它们大多取自中国古典小说，并在前面冠以“新”字，《新西游记》《新水浒》《新三国》《新石头记》等，其内容光怪陆离、五花八门，如贾宝玉乘坐飞艇、唐僧堕入烟馆、诸葛亮进行立宪改革等，因此又被称作“滑稽小说”。孙悟空在现代中国的亮相同样采用了这样的叙事模式，他突然闯入上海，直面十里繁华，却做出了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如他初次乘坐电车时，竟将其误认作玉皇大帝的辇车，因而行跪拜之礼；在戏院看戏，正好遇上了“猴戏”，在看与被看之间显得尴尬焦虑。更好玩的是，他误打误撞闯入了上海美术馆，险些将裸体画女郎认做盘丝洞里的妖精。这样一种“旧人物/新时空”的并置背后是“传统与现代”的并置，中国与西方的并置，孙悟空在上海见到大都会种种奇观时的滑稽茫然，折射出的是国人面对西方物质文明时的心态，混杂着诱惑与恐惧、新奇与迷茫。这是中国人遭遇西方现代性时的体验，此时的孙悟空“为晚清中国提供了一双凝视物质现代性的眼睛”，他在传统的基础上想象现代性，又在现代性中反观自身。新与旧、传统与现代杂揉在孙悟空的形象上，而这正是晚清时代的征候。吴泽泉在《暧昧的现代性追求》一书中，用“暧昧”一词形容此类翻新小说的特色，它呈现了一个新世界，但又受之于旧世界的制约，正如“激进派声称要彻底颠覆传统，但他们的身后，却分明拖着一条长长的传统的尾巴；保守派拼命要捍卫国粹，但他们所谓的国粹，早已是用西方观念重新诠释过的国粹。因此，暖味的现代性追求不单是对翻新小说的一种诊断，更是对晚清文学乃至晚清文化的一种诊断”。它最终所关心的是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进程中，我们如何建立起自身的文化主体性。金猴奋起，英雄归来：从民族话语到阶级话语如果说初遇现代的孙悟空代表了一种“暧昧”，那当革命的事业愈演愈烈，他英雄主义的一面势必会得到重建。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救亡的呼声压倒了现代性的启蒙，孙悟空的形象披上了民族主义的面目，他不再浪滞于大都会的十里繁华，而是承担起了危机之下民族动员的功能。孙悟空再次成了降妖除魔、坚持战斗的孙大圣。作家张恨水从1939年起曾在重庆大后方的《新民报》上连载《八十一梦》，他写过一篇《我是孙悟空》，在里面希望我们能有孙大圣的神力，拔一根毫毛，变出飞机大炮，将日本鬼子打得粉碎。另一个小说《云山雾沼》更是通过幻想徒弟几人在奥运会上取得佳绩以获得在国际上的地位，从而在沦陷危机之下获得一种民族自信心。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孙悟空的形象始终是一位民族英雄，他反抗帝国主义，在国际上为中国寻找合法性并表达出一种“走向世界”的民族渴望。日本关于西游主题的绘画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50到70年代，民族问题让位于阶级问题。在这一背景之下，孙悟空的形象也不得不接受改造，被赋予更多的政治意涵。猴戏的改造便是典型的例子，1951年为准备中国京剧院出国公演，翁偶虹、李少春在传统戏《安天会》的基础上改编了一出《闹天宫》，后周总理指示将《闹天宫》扩大篇幅，重新编排为《大闹天宫》，要突出孙悟空的反抗性，写出天宫玉帝的阴谋，写出孙悟空以朴素的才华打败了舞文弄墨的天喜星君。《大闹天宫》动画版1957年浙江绍剧团排演《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引起轰动，毛泽东、郭沫若等前来观剧并纷纷写下七律唱和诗：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郭沫若人民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和郭沫若同志毛泽东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