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开：《道家形而上学研究》增订版后记

原标题：郑开：《道家形而上学研究》增订版后记增订版后记本书增订版终于在纷扰忙乱中杀青了。搁笔之时,思绪万千,纷纷然若漫天飘扬的雪花,忽忽然若暗夜闪现的烟火,明明昧昧,难以言表。是啊,写点什么,从哪儿说起呢? 思来想去,我觉得,伴随这部书稿写作过程所遇到的人与事早已成为生命的印迹和难忘的记忆了。除了这些印迹和记忆之外,别的似乎都不值得一提。《道家形而上学研究》初版印行于2003年,其时距离我蹒跚起步研究中国哲学已过了十年之久。大约在1993、1994年之际, 《庄子道德形而上学研究》草成,它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也是《道家形而上学研究》最初写作的部分。回想那几年的时光,就会发现许多人、好多事都已经淡忘了,回想起来甚至会觉得有点儿陌生感和荒谬感;同时呢,燕园景物、师友情谊反而记忆犹新,时时浮现在眼前。除了业师许抗生、陈来教授,我接触较多、受教颇深的老师是王太庆先生和陈鼓应先生。那时候写文章还需要在纸上“爬格子”。许老师看着我那涂鸦稿本,那种疑惑而认真思考的神情,恍然若睹。那本字迹凌乱、纸页残破的初稿,我至今仍没有丢弃,只是因为陈来老师写在页边的那些批语。太庆先生是我最敬仰的学者,能有机会问学于他的确非常幸运,我也思慕他那种干净利落、真佛只说家常话的文风。太庆先生经常提到being的翻译和理解问题,还专门把他的文章复印给我,更指点过我注意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是形而上学而非物理学,这都深刻影响了我的思考和研究。太庆先生墓有宿草,我曾为他未能实现翻译柏拉图全集的夙愿唏嘘不已,更忘不了我们在暮色中的谈话,记忆中先生的眼睛是那么亮啊。1991年秋,鼓应先生讲授稷下道家,那是我在北大修的第一门课、听的第一堂课。鼓应先生声名道望很高,却十分亲切随和,他经常送书给我们,说不能让我们因为买不起书而没有书读;还请我们到他芙蓉里的寓所吃饺子,我们几个“饿狼”也不知道客气,不但吃光了预先准备好的饺子,最后还煮了几碗挂面。鼓应先生特别关心年轻人的学术发展,提携晚辈不遗余力。有一次他从台北打电话过来,语气兴奋,说:现在正看《道家形而上学研究》呢,由于眼睛不好,每天只能看几页,很慢,但一定要坚持看完,还打算写篇书评。我在电话这边听着海峡彼岸传来的絮絮叨叨的声音,深为感动,深受鼓舞,开始相信自己的思考和研究并不总是“独自搏击黑暗与虚无”。鼓应先生台大荣休、重返北大之后,在不同场合反复讲他倾心尼采、钟情庄子的心路历程。其实他是通过存在主义、尼采和老庄的学术研究表达自己追求自由、民主的心声,批判现实。每当听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反问自己:究竟是什么促使我研究道家哲学呢? 是冥冥之中造化弄人的手,还是出乎懵懵懂懂的偶然?鼓应先生启发了我。我想,如果说当初的有点儿不知所以然的选择还有那么一点意思的话,那就是对自由和理想的追寻,其实那也是生于20世纪60年代,成长于80年代、90年代那一代学子的精神特征。这种精神濡染了我,尽管当时还谈不上什么自觉意识。那个时候喜欢摇滚乐,也读了一些存在主义的书,你可以在存在主义哲学那里发现那种似曾相识的思想和情绪,你可以在崔健的音乐中找到对自由的向往, 《一无所有》的主题不正是自由吗? 或者说,我们除了自由而外,一无所有。我甚至执拗地以为,恐怕再也不会有像《一块红布》那样触及我们这一代人灵魂、启迪我们这一代人思想的歌曲了,它在历史语境中闪光的那一幕将被永远定格,成为摇滚乐史上无法复制、无法再现的巅峰时刻。道家哲学也有类似的思想和相近的情绪,老庄都激烈地反对建制化的、意识形态化的价值(例如仁义),庄子也通过“无”阐释自由。道家的精神气质最Rock’n’Roll。托尔斯泰曾说:“自由不过是空虚,是无限罢了。”这几乎就是道家哲学的同心之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热”“国学热”此起彼伏,方兴未艾,我认为,传统文化的复兴并不应该简单等同于儒家思想、儒家文化的复兴。那么历史上曾作为儒家对话者和批判者的道家,其思想在现代语境下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从道家形而上学的角度分析,道家哲学的批判性和理想性之精神气质,难道是我们这个时代或者任何一个时代所能漠视的吗? 现代学人推许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难道不是以道高物外为宗旨的道家哲学的另一种表达吗? 除此而外,道家哲学乃比较会通中西方哲学的桥梁,毕竟道家哲学比儒家哲学更容易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进行对话,本书期望能够阐明这一点。同时我也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更上层楼,经由这条比较会通之路,加深我们对儒家哲学的理解,强化儒家哲学和西方哲学之间的对话与会通。这本小书也使我自信道家形而上学深邃而富有特色,而且一点也不逊色于古希腊哲学。总之,道家哲学研究的前景无限,风光旖旎,绵绵若存,未有穷期。1999—2011年的十余年里,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潜心研究中国哲学和中国宗教,其间有幸得到前辈学者余敦康、马西沙等先生的赐教和鼓励,还有许多同人的呵护与帮助,同时也有更多机会接触到传奇学者徐梵澄先生的著述及其精神哲学的研究旨趣。《道家形而上学研究》《德礼之间———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等就是那期间撰作出版的。有一次路遇唐逸先生夫人吴茵老师,她说唐老师看过《道家形而上学研究》,并热情地邀我到他们家聊聊,可惜我一直未能偷闲在他们移居美国之前拜访他们。余先生一直希望并一再鼓励我继续推进“德礼之间”的研究,再写两三本专著,讲清楚世界文明史尺度下的中国哲学之源流,似乎认为《道家形而上学研究》没那么重要,我想这也许是因为他更了解《德礼之间》吧。有次我到马先生家聊天,看到我的两本小书放在客厅书柜里,感到很高兴,暗想能入马先生的法眼可真不容易。初版《道家形而上学研究》构思和准备的时间比较长,时断时续,集中写作的时间大概就是2003年“非典”肆虐前后的一个多月,可谓急就章。当时的心境根本谈不上什么春暖花开从容写意,修辞技巧方面更是乏善可陈。承蒙好友黄夏年研究员热情推荐、故交戴晨京编审青眼有加,拙著由宗教文化出版社顺利出版。但遗憾的是,初版中的讹误较多,有不少属于低级的打字错误、使用电子版文献未及校正等,当然这一切都是我的责任。北京大学的王博教授和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卢国龙研究员是我的良师益友,在各方面给予我很多帮助。托他们联袂推荐之福,以及专家评审的认可,《道家形而上学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