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我的前半生》最早的源头找到了

缘起缘起笔者陪同荷兰企业家、北京市政协顾问黄钺去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商议出版乃父黄肃秋先生家藏名人手札之事，因快过春节了，老黄心情愉快，办完事，在中南海红墙的对面路口，突然向我出示他的电脑里的另一珍贵藏品──以前从未面世亦从未被人们提及的溥仪亲笔佚文“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手稿（以下称《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说起黄钺，20世纪80年代他担任群众出版社资料室主任时，在公安部东大殿（原清朝淳亲王府旧址）发现了溥仪书赠群众出版社的条幅。这个条幅后被珍藏在《我的前半生》图书档案里，成为匹配社里看家书的看家宝。80年代中期，为了编辑《人龙人――溥仪画传》，溥杰把《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赠送给黄钺。这部手稿用纸较差，很像20世纪50年代小孩子写作文的一种无边无格的纸张，高26.5cm，宽20cm。《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题目用了一页纸，下有爱新觉罗?溥仪署名。接续是目录用纸，然后有正文47页，末尾签署日期为“1956年9月12日”。我粗粗浏览一番便开动脑筋：溥仪研究界和我个人的研究是有共识的，由溥杰以及一些伪满战犯帮助溥仪写作的“油印本”《我的前半生》，在1960年1月由群众出版社付梓的“灰皮本”《我的前半生》（以下简称《灰皮本》），为《我的前半生》的祖本。（《我的前半生》“油印本”在《灰皮本》出版之前，曾由全国政协方面印出以油印本为内容的十六开大字本，从未内部或公开出版。《灰皮本》开始是内部发行本，直到2011年1月才公开面世。“油印本”“十六开大字本”和《我的前半生（灰皮本）》是一个版本系统，以区别于李文达“另起炉灶”的版本系统。）在《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被发现之前，溥仪自己说是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写作《我的前半生》的，他的管教员李福生也说：“溥仪撰写《我的前半生》是从1957年开始的。”学者们都未找到溥仪亲笔撰写《我的前半生》的证据，他在这部著作的成书过程中所起作用不过是“参予研究，随时校订，并作了一些口述”。莫非这部书稿的成书链出现了更早的源头？本着尊重原始文献的精神，经笔者得到史料后进行的考证，并仔细辨识字迹，结果还真是这样。且听细细道来。一、认罪材料何其多一、认罪材料何其多纵观《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就是一个议论多、史实少，行文粗糙简陋，未加任何文字修饰的名副其实的原始“反省笔记”。尽管群众出版社把《灰皮本》的体裁厘定为“反省笔记”，但它涵笼着许多与溥仪相关的人物和故事，其文字生动有趣，颇富细节乃至情节，已经是个人传记的雏型了。而《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则差之远甚，或许只能算作《灰皮本》的大纲。要认识它的内容，首先需要把它和其他认罪材料剥离。《我的前半生（全本）》第318页以后，散见溥仪撰写“反省笔记”的蛛丝马迹。他说自己在苏联曾写过一个“陈述书”，叙述一生的经历，但“写得非常不老实”。这应该是溥仪最早的自传。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他靠在苏联“蒙骗”管理人员的经验和对同押的家庭成员、侍卫人员的控制，又写了一份“骗人的‘自传’”。新中国的镇反运动中，他写了检举日寇在东北的罪行的材料，但“一面口头上接受革命理论，一面用汉奸理论为自己辩护”。此时，他已经从抚顺迁往哈尔滨。在哈尔滨，他写过一些对所方教授的政治理论、中国近代史等课程的学习体会。1954年春天，迁回抚顺战犯管理所后，他“已经不记得在‘检举认罪’的九个月间，一共写了多少次坦白认罪书和检举材料”。不但从头到尾地写了自己的经历，而且“今天一条，明天两条，左也认罪、右也检举”地往上补充。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从蒙骗向认罪转变。1955年4月，在所方的支配下，伪满战犯成立了“学习委员会”，这个“学习委员会”在溥仪特赦前后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溥仪在“学习委员会”的组织下，也写过一些东西，估计，“学习委员会”也留下了关于溥仪认罪和改造的记录。进一步说，《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可能就是“学习委员会”的工作成果。?从时间上讲，《我的前半生（图录）》中收录的溥仪影印手迹“补充我的罪行”日期署为“1956年7月7日”。但这一手迹为另一份认罪材料，这种认罪材料的结构框架与《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并不挂钩，只是其中某些内容，如溥仪曾派日本人工藤忠前往日本打探当权者对伪满的政体“是否主张帝制”的叙述等，在《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里也有。看来，这部手稿确曾受到其他认罪材料的影响。有趣的是，王庆祥著《末代皇帝溥仪改造全记录》曾附丽题为“溥仪亲笔撰写的一篇短文”的影印件，落款日期“1956年12月2日”。内容属标语口号，字迹清晰端正，显出一定的书法功力。我可以负责任地讲，这个影印件不是一篇短文，恰恰是这部手稿的结尾部分。它比影印件字迹潦草，且脱落了一个自然段，有个别漏字，标点略有不同（如一处三个惊叹号，在影印件为两个惊叹号）。看来，溥仪在完成《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七十余天后，又把他认为精彩的标语口号稍加润色，重新书写。此外，王志强主编《溥仪研究（3）》所载王庆祥署名文章“溥仪的忏悔”所云“摘自溥仪未刊手稿”之引文，据笔者查检，就是《灰皮本》的文字内容。李立夫主编、王文锋执行主编《溥仪研究（下卷）》所载刘晓晖、刘辉署名文章“从皇帝到公民的心灵独白──溥仪封建皇权思想解析”所云“《我的前半生》手稿”之引文，则与《灰皮本》文字略有出入，但确系《灰皮本》无疑，这可能由于从“油印本”到《灰皮本》的文字加工使然。李立夫主编、王文锋执行主编《溥仪研究（下卷）》所载侯桂华、张家安署名文章“劳动，是溥仪世界观转变的起步”所云“一份自我认罪材料”，叙述了溥仪自己对他犯罪思想根源的四条归纳，这四条归纳既出现在《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中，又出现在《灰皮本》，它恰恰佐证了这部手稿和《灰皮本》的直接联系。二、客观时代的感召二、客观时代的感召作者著书撰文往往与当时的外部事物对主体的刺激有关。本节通过一些文献史料梳理溥仪写作《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时的周边世界及其主观感受。“死不死、饶不饶、放不放”，一直是被关押改造的末代皇帝心中无法卸掉的包袱。他不断地观测“气象”，找寻对自己有利的蛛丝马迹。“好运”终于露出征兆了。1956年春节刚过，“所长召集了全体战犯，报告国内的建设情况时”，宣布“政府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