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我的前半生》最早的源头找到了

定，不久要组织你们到社会上去参观……”，溥仪开始“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又表示“至少感激是真实的。这个安全信号是来得多么受欢迎啊”！“安全信号”对于“不相信人民会对我宽大”的溥仪来说，犹如旱壤逢甘霖。1956年3月5日至7日，末代皇帝等伪满战犯由抚顺战犯管理所组织参观了抚顺地区。他在平顶山煤矿接受了在一次日寇大屠杀中仅存的五岁小女孩──共产党员、幼儿园所长方素荣的忆苦思甜教育，了解了一些他当儿皇帝时所不知道的日本军国主义对东北人民犯下的血腥、残暴罪行，以及方素荣呈现出的“你们既然放下武器认了罪，我可以不提起那些……”的宽大胸怀。3月9日，由彭真具体安排，载涛率韫颖和韫馨到达抚顺，探视了溥仪、溥杰和爱新觉罗家族的其他成员，看到他们可喜的变化，溥仪“好像走进了梦境”。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谈到“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时，他以苏联肃反扩大化的教训为鉴戒，提出了对战争罪犯“一个不杀”的主张，并点名说：“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也不杀。”（笔者按，以溥仪当时的处境不可能看到《论十大关系》，但毛泽东的报告精神肯定会通过某些途径传递到他的耳朵里）7月2日，溥仪在沈阳为审判日本战犯出庭作证。他检讨说，这个审判“地点也很巧，是在沈阳的北陵，是埋着我的祖先皇太极的地方。但这件为祖先扬眉吐气的事不是我这个子孙做的”……尽管溥仪内心愧疚万分，但让他出庭作证，本身就是政府放出的“安全信号”，使他在作证时，产生了履行“光荣任务”（《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语）的责任感。8月18日，英国路透社记者漆德卫第一个作为西方人获准采访溥仪，此后，法国记者、加拿大记者纷至沓来。据抚顺战犯管理所《加拿大记者来管理所访问溥仪情况报告》所载，末代皇帝接受采访时说：“我认识了我的罪恶，是应该受到祖国严惩的……多年来政府没有立即惩处，并在各个方面给以宽大，这是我想不到的事……”此时，末代皇帝的心里是踏实的。所有春风化雨的征兆和末代皇帝的及时感受，都指向他将走向新生。然而，溥仪可以通过认罪材料坦白自己在伪满十四年的汉奸罪行，而全面彻底地梳理自己的前半生，他就有了种种的思想顾虑。与末代皇帝朝夕相处的专职管教员李福生在“改造伪满皇帝溥仪琐记”（收入抚顺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震撼世界的奇迹──改造伪满皇帝溥仪暨日本战犯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一文中，具体描述了溥仪的种种思想顾虑，并说：“他主动检查了阻碍写作的思想根源之后，写作态度才有明显的改变。他不但在自学时间写，在晚饭后的业余时间也写。”写什么？就是《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写作的思想动力诚如《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所云，彻底地暴露自己，不想“在棺材里糊涂到底”。但所方依然认为“许多历史过程写得不深不透”，并向溥仪指出三条：第一，暴露过去的问题，不要怕丑，怕丢面子；第二，只有对过去的错误思想进行彻底的清算，才能促使自己不断地得到进步；第三，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历史自己写。历史总归是历史，即使自己不写，别人也会写的。沿着所方的引导，《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写作之细化、深化即形成了《灰皮本》。对于从《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到《灰皮本》的中间环节，笔者稍加揣测：溥仪于1956年9月完成了这部手稿，所方以及溥杰、其他伪满战犯等都认真地阅读了《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经所方安排，溥杰等人开始搜集材料（笔者按，前文所引李福生文章曾叙述了所方为撰写《灰皮本》创造的各种条件），1957年夏天，正式搦笔和墨，创作这部后来震撼世界的名著奇书《我的前半生》第一个图书版本《灰皮本》。三、《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和《灰皮本》关系举隅三、《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和《灰皮本》关系举隅《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和《灰皮本》是一奶哺育的血亲。以下举例加以说明。从文本框架结构上看，这部手稿不同于一般的认罪材料，它具有史传体例的断限、标目和编次，亦具有时间、地点、人物等史传要素，并且初塑了后来产生的《灰皮本》的纪传骨骼。《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凡五部分，其中第四部分又厘分四个小节，第五部分为“结束语”。第一部分“我在北京的时代”和第二部分“我在天津时代”，在《灰皮本》衍变成篇章节体例的第一篇和第二篇，标题基本一样。第三部分“终于坠入充当日寇走狗的泥坑”，在《灰皮本》中衍变成“前来东北”和“长春时代”两篇。第四部分“我的转变过程”，在《灰皮本》中衍变成“在苏联的五年”和“回到了祖国”两篇。其中《灰皮本》的第十三章“第二次到了抚顺”和《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第四部分第四小节“第二次到抚顺”，不仅标题雷同，而且叙述顺序及撰著内容都高度契合。值得注意的是，1987年群众出版社《人龙人──溥仪画传》出版前，该书主编李文达是按照“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叙述框架让当时的摄影编辑黄钺配置图片，而没有用《我的前半生》定本。尽管前者的标目笼统稚拙，后者的标目华丽庄重。从撰著内容上看，《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云：“当我六岁的时候，便由隆裕太后给我物色好毒化我灵魂的工程师启蒙老师，一起初由陆润庠、陈宝琛教我的汉文，伊克坦教我满文，后来又加上朱益藩、徐坊、梁鼎芬教汉文，再以后英国人庄士敦教我英文，我是由六岁起一直念书到了十七岁。”《灰皮本》亦有如此表述，甚至读什么书之举例，与庄士敦的交往以及他对溥仪思想上的影响诸如此类的具体情况，《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和《灰皮本》也如出一辙。在观念上，《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和《灰皮本》对敬天法祖思想的批判、对英雄史观的批判、对爱新觉罗子孙一生下来就不是凡人的批判、对封建君臣、父子、夫妇关系的批判，等等，形貌逼肖。《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引述儒家学说：“乱臣贼子天下得而诛之”和“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鹘之逐鸟雀也”，《灰皮本》在相应的表述位置，仅仅引述了前句。在行迹上，如溥仪在紫禁城偷出法书名画和善本古籍，在天津做寓公，在大和旅馆受到板垣征四郎的威胁，与日本人签订各种卖国条约，到日本访问接回“天照大神”，等等，两部作品何其相似乃尔。将这部手稿越往下看，与《灰皮本》越相映生辉。如“第二次到抚顺”的有关内容，“……学习了李富春关于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