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征文|那些年，我在中印边界的坚守

。一年365个日日夜夜，都是寂寞、孤独陪伴着边防战士，这是另一种无声的折磨和考验！我们的家信和报纸，一年只能看到一两次，因为通往边防哨卡没有正式公路，加上多半年大雪封山，每年通往前沿哨卡的车就只有一两趟。所以每当边防战士看到上山的汽车到来时，就像看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都会激动得热泪盈眶，欢呼雀跃！第二个变化是各个哨卡住上了棉帐篷，取暖用的煤炭换成了焦炭。你可知道，在终年积雪、全年平均气温在零下20度以下的风雪高原上，常年睡在单布帐篷里的滋味吗？第三个变化是置换了炊具。为解决边防战士吃不上熟饭的问题，每个连队配置了一套汽油炉子和高压锅。在海拔5000米以上，水的沸点不到80度，因此普通锅在高原上煮的面条、蒸的馒头只有七成熟，长年吃这样的“夹生饭”，致使边防官兵们各个都患上了肠胃病。高压锅既可以做米饭，又可以下面条、蒸馒头。只不过用高压锅下出来的面条熟是熟了，但却成了糊糊面；用它蒸出来的馒头虽然也能熟，但却死硬死硬的咬不动，吃下去难以消化。第四个变化是每人配发了一床鸭绒睡袋，着装配成了“四皮一筒”：皮大衣、皮帽子、毛皮鞋、皮手套，外加一双羊毛毡筒。因为穿毛皮鞋站哨会冻坏脚的，只有毛毡筒既能防雪水渗透，又能抵御寒风侵入。在海拔5000米以上空气中的含氧量不足正常值的一半，1967年的一个夏日，在岔沟口总卡午休后，我在炊事班的帐篷里听到连部的集合哨声，就跑步赶到距离不足20米的连部去集合，结果跑了不到十步就因为缺氧晕倒在半路上不省人事了。从此我就得了个“晕厥症”，它一直伴我到老，而且越来越严重，这也是我的“昆仑纪念品”。1964年春天轮到我们连上山换防。一上山我的高山反应就很强烈，并且断断续续一直不见缓解。我一直坚持到65年过完春节，眼看全身浮肿呼吸困难，已处于危重状态。这时贲金录来到了总卡，他本来在海拔6085米的河尾滩当摇机员，因得了高原高血压，便回到海拔5000米左右的总卡。这时通讯连就有我和贲金录两个人需要送下山治病。但是连里的给养员无人接替，因为再过两三个月就要换防，连队价值几万元的储备物资都在给养员手上经管。贲金录到总卡后血压有所下降，他原来也是炊事班的，对连里的储备物资比较了解，于是连里经过权衡，决定让贲金录接替我的给养员工作，先送我下山治病。由于我病情比较危重，康西瓦医疗站专门派了一辆救护车、一个专职医生，把我直接送到山下152野战医院救治。1965年3月我在152医院治疗了一个月，体重从137斤降到105斤（消肿），出院后回到皮山老营房休养。转眼到了换防时间，连里考虑到我对哨卡物资熟悉，决定让我再上山移交哨卡物资。我5月1日接到贲金录写给我的信说：“你刚出院身体尚未恢复，就别上来了，我保证把卡上的物资交接好！”但当我按照连里的决定上山，5月5日到达康西瓦时，他已经埋到康西瓦烈士陵园了。贲金录，是和我同期从兰州入伍的亲密战友，他比我小几岁，牺牲时刚满20岁。他父母早亡了，是跟着姐姐长大的。当年，为了实现保家卫国的夙愿，他不满18岁力争入伍当了兵。在两年多的军旅生涯中，他因军事训练等工作成绩突出，曾受到连里的嘉奖。在1964年上山守防时，他主动担任了通信连最苦的摇机员，争取到了全防区最高的哨卡河尾滩哨卡。在连里讨论他和我的去留问题时，他主动请缨留下。听说他是和战友们打牌时，把一把赢牌打出去，高兴得喊了一声，就倒下去再没有了回声。他的遗物是我亲自整理寄出的，他姐姐给我回了封信，信纸上斑斑点点尽是泪痕！从客观上说，贲金录是替我牺牲的。他不仅是我的亲密战友，而且是我的救命恩人！至今，他的照片仍然镶嵌在我影集的封面上。贲金录永远活在我的心里！1966年初夏，我们连又一次换防上山。这次上山我患上了高原胃溃疡，常常胃疼得寝食难安。我一直坚持到1967年的7月2号，当夜我的胃倒没有怎么疼，但总觉得肚子里翻江倒海彻夜未眠，天快亮时跑出帐篷去解手，就感到头晕恶心，接着吐了两口，我一看是血，便昏昏沉沉走回帐篷。因当时感到有点口干，便在火炉上烧了一杯开水喝下去后和衣而睡了。等到天亮时指导员蒲德生发现血迹，便挨个儿巡查到我的床前，看到我鞋子上有血迹，急忙把我送到防区卫生所，医生对我进行紧急抢救，刚一挂上吊针便出现了大出血。我一阵恶吐，吐出的都是鲜红的血，地上、墙上、床上，到处都是血，足有大半洗脸盆。病历上记载这次我失血2000毫升，血压降到30mm汞柱，人处于半昏迷状态。团里动员总卡全体官兵为我输血，包括我的连长和指导员。听说经过血型检验，有九个人为我献了血。可惜至今我还不知道，是哪九位战友为我输了血。你可知道，在风雪高原上每个人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在此时此地为他人献血那是舍命啊！当时我们的团长张昌奎亲自坐在我的病床边，一边组织现场抢救，一边给山下152野战医院发电报，要求医院紧急派人上山抢救！我是一个普通士兵，张团长和我非亲非故，我以前从没有跟他说上过一句话。只因为大家说我工作踏实公道，不怕吃苦，不怕危险，他就亲自守在我身边组织抢救。152医院派出三个医生两个护士连夜赶到岔沟口，那些医护人员因为高山反应，一边呕吐一边为我治疗，他（她）们花了一周时间，才把我抢救到了山下医院。当我离开总卡卫生所时，团卫生队长刘昭瑞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命是保住了。生命来之不易，你要保重啊！”在那远离亲人、人迹罕至的莽莽昆仑雪原上，这舍命相救的恩情，让我终身难忘!1970年冬天部队在南疆皮山搞野营拉练，一昼夜连续行军150里路，并且露宿在戈壁滩上，十多天下来我又一次突发胃出血。不久，师里收到了新疆军区的调令，调我到乌鲁木齐工作，我才依依不舍离开了边防团。后来我去西安陆军学院学习三年，回到乌鲁木齐陆军学校做政治经济学教师。1987年百万裁军，我转业到南通市委党校，和妻子一起带着两个上高中的儿子到了江苏南通。在我的带动下，1971年堂弟马德昌到最艰苦的工程兵当兵；73年我弟马志昌到原47军当兵，荣立三等功；74年我侄子马家禄到铁道兵第10师当兵，吃苦耐劳当了连长；侄子马家有80年当兵。成长为特务连班长，是全连武打功夫冠军。他培养的战士参加了中越反击战，立有大功。我孙子叫马岳，当初取这个名字，就是希望他像岳飞一样精忠报国，像昆仑山一样志存高远。如我们所愿，岳儿正在努力实现自己保家卫国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