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共和国的幻灭:当启蒙哲人遭遇法国大革命

作者|杨靖，网易历史专栏作者，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作者|杨靖，网易历史专栏作者，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欧洲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认为，在欧洲近代早期，伴随着知识的非人格化过程，是知识分子对于知识的占有与共享――如果知识分子充分利用这种非人格化的知识并掌控了一定权力，那么就形成了“文人共和国”(a republicof letters)。启蒙运动思想家普遍相信，身为哲人、作家、历史学家、翻译家以及道德与自然科学家，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文人共和国”。伏尔泰曾经这样描述“文人共和国”的群像：“慷慨大度、热衷于谈论政治、善于勾画时代的思想特征”，此外，他们还肩负着改造社会的使命。这样一来，“文学”便脱离了古代至中世纪以来单纯的“学问”含义，被文人们赋予了崇高的审美和思想价值：它不再单纯地表达人们的情感，而且担负着批评的职责。在1764年出版的《哲学辞典》中，伏尔泰为文学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在全部的欧洲国家里，文学是指对高雅作品的一种认识，以及历史、诗歌、言辞和批评的一种色彩。”古典和人文传统把自然哲学置于文学范畴之中。到19世纪，科学几乎从文学中完全分离开来，但是启蒙运动仍然把重点放在文学上。自然哲学家与戏剧家、小说家一样，都想以“文人”知名――这是一个共和国，是因为它尊重思想和行动的自由，抵制权威。百科全书的编著者声称，其作者组成了一个文人社会――连科学基本上也遵循着文学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中，一切知识皆可用于行善――即改进社会――善存在于文学作品，同样也存在于工匠技艺。“文人共和国”的基本观念是：作者作为知识和观念的形塑者，他们建立了一种同有组织的政府一样强大可畏的权力；所有进入文人共和国之人相互平等；知识及其制造者超越了政治边界而发挥作用，换言之，不同于政治意义上的国家，这是一个才智与思想的国度――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在这样的国度，“资产阶级成员像贵族那样有知识，他的启蒙思想来源也相同。两者都受到文学、哲学方面的熏陶，因为巴黎几乎是全法国人唯一的知识源泉，以同一方式塑造了所有人的思想意识并赋予他们同样的资质……他们具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习惯、同样的兴趣、同样的娱乐活动，读同样的书，谈吐也一样。”这样众生平等的共和国，真可谓其乐融融。于是，在18世纪前半叶出现的各类著作中，启蒙思想家（他们自称“哲人”）普遍表现出一种勃发的乐观主义，如皮埃尔?培尔的《历史和评论辞典》，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和《论法的精神》，休谟的《人性论》，伏尔泰的《哲学通信》，狄德罗的《盲人书简》，以及布丰的《博物学》的前三卷，孔迪亚克的《论系统》，杜尔哥的《人类精神连续进步演讲集》等等。1850年前后，卢梭的《论科学和艺术》，伏尔泰的《路易十四的时代》，以及《百科全书》第一卷的出版，使得“文人共和国”的概念益发深入人心――所有这些著作此后都被视为启蒙运动史上的主要文件，他们在同一时期同一个国家所做的工作聚合在一起，标志着一场独特的智识运动的开始――在自然科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某些领域，已跨越国界的范围。比如，数学家欧拉先去圣彼得堡，后来又去了柏林腓特烈大帝的科学院；天文学家莫佩尔蒂离开巴黎去柏林科学院当了院长，而出生于意大利的科学家拉格朗日则从都灵来到巴黎，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此外，伏尔泰在西雷庄园与夏特莱夫人致力于牛顿力学与《数学原理》翻译，远在美洲的杰斐逊不遗余力向国人推荐《百科全书》，化学家拉瓦锡与同样远在费城的富兰克林探讨电磁现象以及大革命前后的政治形势――“在给您介绍了迄今为止在化学中发生的事情之后，再给您谈一谈我们的政治革命也许是适当的。我们认为这场革命已经完成，而且再也不可能回到旧秩序。”这位“近代化学之父”在信中将法国政治革命与他本人发起的化学革命相联系，并指出：“在这里，在人类知识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发生了一场自您离开欧洲以来的一场革命。如果您同意的话，那我将把这次革命看作是充分发展了的、甚至彻底完成了的革命。”――可见，启蒙运动中科学的发展理应归功于这样一些人，他们既保持着对祖国的忠诚，又能在法国、英国、俄国、普鲁士、意大利以及欧洲乃至世界任何一国尽心工作，这是启蒙思想家理想中的“文人共和国”。在《百科全书》的扉页上，编著者宣称这一史无前例的浩大工程是由“文人协会”所撰写，其中包括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和杜尔哥等。编著者们不仅把《百科全书》看作是给予他们同时代人的一个奉献，而且也是给予子孙后代的一个礼物。狄德罗在“卷首语”中写道：“让我们希望，我们的子孙在打开这本辞典时会说：这就是那时的科学和美术的状况。愿人类思想的历史和它的产品一代一代延续，直到最遥远的世纪。愿《百科全书》成为一个避难所，在此，人类的知识可以不受时间和革命的影响。难道我们不为给它奠定基础感到高兴吗?”――作为“文人共和国”的标志性产品，狄德罗们期望，《百科全书》将扫除旧制度的阴霾，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尽管上述启蒙派的思想具有共通之处，如他们都相信人类行动应该由自然而不是由源自《圣经》的规则控制，同时他们也相信，自然科学的进展为人类的进步提供了契机――但如果据此认为这些启蒙思想家彼此全都意见一致，那就大错特错了。18世纪中期前后，狄德罗、达朗贝尔、孔迪亚克和卢梭在巴黎一度曾是朝夕相处的亲密战友，而此后则全都走向不同的道路：达朗贝尔和孔迪亚克仍然忠诚于建立在数学和定量实验基础上的科学；狄德罗走向物力论的唯物主义；卢梭高举激动入心的浪漫主义旗帜――事实上，正如后世历史学家评述的那样，他们当中每两个人的差异都远远大于他与其他人的相同之处。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大革命的声势愈演愈烈，到18世纪后期启蒙运动也发生了重大转向：由于这一阶段以布里索为代表的文人逐渐融入上流社会，该世纪中叶那种具有英雄气质的启蒙运动已被驯服，启蒙运动哲人的关于“文人共和国”的理想也趋于幻灭。到1789年大革命爆发之时，几乎所有启蒙运动的著名人物都已去世：狄德罗死于1784年，达朗贝尔死于1783年，杜尔哥死于1781年，孔迪亚克死于1780年，伏尔泰和卢梭死于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