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 | 当我活着的时候，我要做生命的主宰，而不做它的奴隶

程中同意这么做罢了。至于正在阅读的我，如果我创造一个非正义的世界并维持它的存在，我就不能不使自己对之负责。而作者的全部艺术迫使我创造他揭示的东西，也就是说把我牵连进去。现在是我们俩承担着整个世界的责任。正因为这个世界由我们俩的自由合力支撑，因为作者企图通过我的媒介把这个世界归入人间，那么这个世界就必须真正以它自己的本来面目，以它最深部的原型状态出现，它就必须受到一个自由的贯穿与支持，而这个自由要以人的自由为目的。如果这个世界不真正是它应该成为的目的的归宿，至少它必须是通向这个目的的归宿的一个阶段，简单说，它必须是一个生成，人们必须始终把它不是当作压在我们身上的庞然大物来看待、介绍，而是从它是为通向这个目的的归宿而作的超越努力这个观点来看待、介绍它；不管作品描绘的人类有多恶毒，绝望，作品也必须有一种豪迈的神情。当然不是说这一豪情应该由旨在感化人的说教或由敦品励行的人物来体现，它甚至不应该是蓄意安排的，而且千真万确人们带着善良的感情是写不出好书来的。但是这个豪情应该是书的经纬，应该是人与物从中受型的原材料：不管写什么题材，一种本质性的轻盈应该无所不在，提醒人们作品从来不是一个天生的已知数，而是一个要求，一个奉献。如果人们把这个世界连同它的非正义行为一起给了我，这不是为了让我冷漠地端详这些非正义行为，而是为了让我用自己的愤怒使它们活跃起来，让我去揭露它们，创造它们，让我连同它们作为非正义行为、即作为应被取缔的弊端的本性一块儿去揭露并创造它们。因此，作家的世界只有当读者予以审查，对之表示赞赏、愤怒的时候才能显示它的全部深度；而豪迈的爱情便是宣誓要维持现状，豪迈的愤怒是宣誓要改变现状，赞赏则是宣誓要模仿现状；虽然文学是一回事，道德是另一回事，我们还是能在审美命令的深处觉察到道德命令。因为，既然写作者由于他不辞劳苦去从事写作，他就承认了他的读者们的自由，既然新闻记者者光凭他打开书本这一件事，他就承认了作家的自由，所以不管人们从哪个角度去看待艺术品，后者总是一个对于人们的自由表示信任的行为。既然读者们和作者一样之所以承认这个自由只是为了要求它显示自身，对作品就可以这样下定义：在世界要求人的自由的意义上，作品以想象方式介绍世界。由此，首先可以推导：没有黑色文学，因为不管人们用多么阴暗的颜色去描绘世界，人们描绘世界是为了一些自由的人能在它面前感到自己的自由。因此只有好的或坏的小说。坏小说是这样一种小说，它旨在奉承阿谀，献媚取宠，而好小说是一项要求，一个表示信任的行为。当作家在为实现个别的自由之间的协调而向它们介绍世界的时候，他只能从唯一的角度出发，即认为这是一个有待于人们愈益用自己的自由去浸透的世界。不能设想，为作家引起的这一连串豪情是被用来核准一个非正义行为的，也不能设想，如果一部作品赞同、接受人奴役人的现象，或者只是不去谴责这一现象，读者在读这部作品的时候还会享用自己的自由。人们可以想象，一个美国黑人会写出一部好小说，即使整本书都流露出对白人的仇恨。这是因为，通过这个仇恨，作者要求得到的只是他的种族的自由。由于他吁请我也采取豪迈的态度，当我作为纯粹自由感知自己的时候，我就不能容忍人家把我与一个压迫人的种族等同起来。因此我在反对白种人，并在我是白种人的一员这个意义上反对我自己的时候，我便向所有的自由发出号召，要求它们去争取有色人种的解放。然而任何时候也没有人会假设人们可以写出一部颂扬反犹太主义的好小说。因为当我感知自己的自由是与所有其他人的自由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人们不能要求我使用这个自由去赞同对他们其中某些人的奴役。因此，不管作家写的是随笔、抨击文章、讽刺作品还是小说，不管他只谈论个人的情感还是攻击社会制度，作家作为自由人诉诸另一些自由人，他只有一个题材：自由。因此，任何奴役他的读者们的企图都威胁着作家的艺术本身。对于一个铁匠来说，法西斯主义将要损害的是他作为一个人的生活，但不一定损害他的职业；对于一个作家，他的生活和职业都将受到损害，而且后者受到的损害更甚于前者。我见过一些作者，他们在战前衷心祝愿法西斯主义来临，然而正当纳粹使他们备享尊荣的时候，他们却写不出作品来了。我特别想到特里欧·拉罗舍尔（DrieulaRochelle）：他弄错了，但他是诚恳的，他证明了这一点。他答应去领导一家有背景的杂志。头几个月他申斥、责备、教训他的同胞们。谁也不回答他：因为人们不再有回答的自由。他因此恼火，他不再感觉到自己的读者们了，他显得更加恳切、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信号证明他已被理解。既无仇恨、也无愤怒的信号：什么也没有。他不知所措，愈益不安，他辛酸地向德国人诉苦：他的文章曾经趾高气扬，现在变得满纸牢骚；最后他落到顿足捶胸的地步：仍旧没有回音，除非来自他蔑视的那帮卖身求荣的新闻记者那里。他提出辞呈，然后又收回去，继续发表议论，但是总像在沙漠里一样，没有人听他。最后他闭嘴了，是其他人的沉默堵住了他的嘴。他曾要求奴役其他人，但是在他疯狂的头脑里，他必定想像这一奴役是自愿接受的，仍是自由的；奴役果然来到了；他作为人对之满怀喜悦，但是作为作家他忍受不了。正是这个时候，另一些人——幸亏他们是大多数——才懂得写作的自由包含着公民的自由，人们不能为奴隶写作。散文艺术与民主制度休戚相关，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散文才保有一个意义。当一方受到威胁的时候，另一方也不能幸免。用笔杆子来保卫它们还不够，有朝一日笔杆子被迫搁置，那个时候作家就有必要拿起武器。因此，不管你是以什么方式来到文学界的，不管你曾经宣扬过什么观点，文学把你投入战斗；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超越生命的选择》作者：萨特编者：阎伟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原编文章，欢迎转发 | 未经允许，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