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猪头税”到“告别田赋鼎” 亲历农民负担由“七十二变”到归零的历史变革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时期,重负之压下的农民,往往禁不住最后一根稻草。操作上稍有差池,便导致恶性案件的发生。1988年河南省民权县大旱,全县夏粮减产41.9%。这个县的程庄乡更甚,减产49.1%。程庄乡程东村蔡庄农民蔡发旺家,由于特殊原因情况更惨,总共只收了700多斤麦子,不及往年的1/4。虽然减产这么重,但全县粮食定购任务却一两不减。程庄乡不但不减,反而在县里分给的509万斤任务上加码9万斤,且要求“全年任务一季完成”。蔡发旺家定购任务400多斤,如果完成的话,全家7口人就几乎没什么吃的了,加上其他理由便顶着不交。7月11日夜,乡党委书记命令派出所司法所干警,把蔡发旺“弄到乡里教育教育”。68岁的蔡老汉先是在屋里被干警们用皮带鞋底打,又被拖拽到院里铐在树上打,头部、背部、胳膊、腿、睾丸等皮开肉绽18处后倒地。下半夜趁打手入睡,他用一根塑料编织带,把自己遍体鳞伤的躯体,吊死在派出所门前宣传栏的铁架子上。蔡发旺“抗粮”致死引大批民众跟闹,尸体装棺后堵住乡政府大门。自此,乡政府基本处于“流亡”状态,领导不敢打照面,普通工作人员在院墙一侧挖个豁口出入。这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发生的第一桩恶性命案。口头上怎么说这样的事情,文字上怎么写这样的事情,领导层怎么处置这样的事情,都没有先例,故而上下左右均不知所措。媒体失语,以至于死者陈尸乡政府200多天无人问津。我实在看不下去这种“死局”。作为一个跑农村的新华社记者,不反映此事,不是枉为其职吗?于是便到总社找支持。国内部第二编辑室张新民、王京文同志听我谈了情况后立即拍板:要,你回去写吧!回到郑州,我向分社领导汇报说,总社让我写民权的案子。分社同意后,我和老记者张玉林、朱广智同志,共去民权进行了几天的详细调查,克服种种障碍摸清事实真相,采写了《农民停尸乡政府260天的报告》,新华社分两期刊发参考报道,农民日报以《一具冤尸与一个流亡政府》公开发表。报道立即引起反响。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秘书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河南省委书记杨析综等相继批示,河南省高法、省检察院、商丘地委迅速行动,案件查处立即进行。当这第一桩恶性案件发生时,我以为是天大之事,全国都会震惊,各地都会引为教训,不会再让此类悲剧重演。谁知,有了这第一后,许多地方居然又出了第二、第三、第……据我实地采访,全国超过2/3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相继发生了农民负担过重引发的恶性案件。尤其在鄂豫皖湘赣晋陕这些传统农区,连年、多发已不是什么稀罕之事。引发恶性案件的最后一根稻草,往往也就三五百元钱、三五百斤粮,或者一头猪、一台黑白电视机,甚至50元钱、19斤麦子……更为恶劣的是,有的农民实在忍受不了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的祸害,向上反映告状,竟招来杀身之祸!1994年7月31日是个星期天,也是我连续两个月业务值班的最后一天。反常酷暑中两个月的上呈下达、采访安排和稿件签发,令我头昏眼花。值班就要结束,星期天又没啥稿子,不觉一阵轻松。谁知还没等缓口气,电话铃响了,一位朋友秘密来访(他让我绝对保密),我赶紧接待。他谈的线索让我目瞪口呆:南阳地区邓州市陶营乡徐楼村村干部密谋,把一个叫陈重申的农民给杀了!“什么原因?”“就因为人家向上级上访告状,反映村里提留摊派多,农民负担重。”不可能吧?带着疑惑和地图,第二天刚一黎明,我就和分社司机刘国章,冒着采访风险(第二次再去时地方公安为防意外派便衣跟着我),冒着三十八九摄氏度的高温上路。苍蝇乱飞乱爬的路边店水饺饱肚,300多公里奔波,直到下午我们才赶到徐楼村。村头上,一些人在树下避太阳。一听我问陈家的事,立即围拢过来叙说。还有人赶紧跑着找来陈重申的弟弟陈重海、陈重奇。那一天奇热难挨,除我以外的男子,几乎全都短裤衩子光脊梁,我则长裤短褂“正襟危坐”,加上一丝风也透不进人圈来,更使我热得汗流不止。褂子湿了,裤子湿了,拿笔的手湿了,捏采访本的手也湿了。然而我顾不得擦一下汗,只是一个劲“嚓嚓”地往本子上记。偶尔停笔询问细节,请几个人同时证实某个事,掏出计算器计算每家的收入和负担情况。越记心里越沉重,越算心里越难过。渐渐地,从我脸上往下淌的,有接连不断的汗水,也有无法抑制的泪水。流进口里的,说不清是泪水,也说不清是汗水,反正都又咸又涩。谈完又挨家访问农户,看到这个村很多都是茅草房土坯房,不少人家一贫如洗。陈重申所在的村民小组,农民实际年人均纯收入不过300多元,然而却要负担人均100多元的各种提留摊派收费。陈重申家更是穷得不像样子――连个院墙门户都没有,两座土坯房茅草房胡乱摆在那里。屋里除了一个小柜子别无像样家具,全部家当也就千把元钱。七八口人的这个家,根本出不起好几百元的提留摊派。于是,58岁的陈重申就根据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多次跑邓州市、南阳地区和向省有关部门发函,反映村里“三乱”(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情况。陈的上访告状行为让乡村干部非常气愤。乡政府主要负责人授意村党支部书记“收拾”陈,于是村干部就研究设谋,黑夜里从家诱出陈重申将他勒死。我到陈家时,陈的老伴正坐在一张破竹床上哭,我想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话。接着,我又去查看了陈重申被谋杀的现场,沉匿尸体的倒虹吸涵洞,村人不让埋葬停尸18天的草地……此案的参考报道引起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中央主要领导长篇批示,内容广及农村基层组织、农民负担、农村经济政策、农村宣传等重要问题。最终4名党员干部被判处死刑,两名判有期徒刑,数十人受党政纪律处分。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央广等各大媒体公开报道,人民日报配发评论员文章。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成为十四届四中全会话题,“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列入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期3年的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展开。2004:中央一号文件与“五年内取消农业税”2004年伊始,中央颁发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中央连发5个“三农”问题一号文件,相隔18年之后的第一个一号文件,我不由心绪怦然――自1999年12月接手《新华每日电讯》以来,我告别18年的一线采写生涯,把精力都用在了办报上。2004年的一号文件,是试图解决农村累积问题的转折性文件,关乎几亿农民“转运”。作为一名长期在农村采访、对农民的喜怒哀乐感同身受的记者,再次深入乡村与农民面对面拉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