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峰：《北京历史地图集》的数字化

原标题：唐晓峰：《北京历史地图集》的数字化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缩写为GIS）是20世纪后期飞快发展起来的电脑地理信息技术。在这项技术的支持下，电子数字地图（digital map）亦迅速发展，广泛运用。在信息量的包含、深层空间关系揭示、动态表现等方面，电子数字地图比传统纸面地图有巨大的质的飞跃。在中国，历史地图数字化的工作也已经启动，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合作，建立了“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英文名称为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缩写为CHGIS。其成果已经上网。顺应时代发展，技术进步、社会服务的需要，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合作的北京历史数字地图编制计划也已经初步启动。古都北京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北京城市的辉煌历史一直吸引着国内外众多的学者和文化人士。30多年前，侯仁之教授率全国之先组织编制了我国第一部城市区域历史地图集，即《北京历史地图集》（一、二、三卷）。考虑到数字化地图的重要价值和对其需要的紧迫性，编制北京历史数字地图的工作应该尽快实施。在历史地图方面，数字化地图比传统纸面地图由许多优越之处。以下试谈一些看法。[1]首先，打破传统纸面历史地图中单幅图的标准年的约束。历史地理学者都很清楚，编制基本的历史地图（不是表示移民迁徙、战争进程等事件的说明图）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年代。比如《北京历史地图集》中的唐代北京地区（幽州）图是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的，明代北京地区（顺天府）图是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的，清代北京地区（顺天府）图是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的。标准年代的确定，是历史地图科学性的基本要求，若将不同时期的地理内容混编在一幅图上，必然会产生混乱，造成错误认识。所以编制一个地区的历史地图集，在实际上只能在资料较完备的基础上，选择少数代表性年代作标准年，在图上仅仅编制这些年份的内容。由于图幅数目有限，图集中图幅之间的年份常常间隔很远，比如《北京历史地图集》中明、清两代地区图间隔有315年。由于标准年代的限定，在这315年中的重要地理内容、地理变化便无法反映。在城市图部分，元大都（至正年间）后面接的是明京师图（万历年间），其间隔二百来年，其中存在了一百多年的仅有内城部分的早期明京师形态（口字形）便没有得到反映。尽管万历年间的北京城已呈现兼有内、外城的整体形态（即凸字形），且资料充分，选择万历年间作为明朝北京城的标准年没有问题，但不在“标准年”内的早期都城形态被略掉是个明显的遗憾。在编图准备中对标准年份的选择时，当然会尽量反映重要的整体性变化，在可能和需要时，也会增加几个标准年代的图幅（比如在《北京历史地图集》中可增加一幅明代早期的北京城图）。在这种努力下，也许整体性的地理变化会没有多少缺漏，但是，数量可观的局部性地理变化依然没有显示，而很多局部性的变化很可能关联着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不显示它们依然是遗憾。例如明朝英宗曾居住过的南宫。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英宗在土木堡为瓦拉所俘，代宗（景泰）继位。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八月，英宗被释回京，代宗尊英宗为太上皇，但不准其入住紫禁城，而将其“禁锢”在紫禁城外东南的南宫。南宫又称南内、小南城。1457年，英宗复辟（即所谓“夺门之变”），改元天顺。因念南宫曾为居所，“增置各殿为离宫者五，大门西向，中门及殿南向，每宫殿后一小池跨以桥。池之前后为石坛者四，植以栝松。最后一殿供佛甚奇古。左右回廊与后殿相接，盖仿大内式为之。”[2]南宫的宫殿亭池到清朝已不复存在。因为是局部的变化，因为不在标准年内，这样一处与明朝重大历史事件相联系的宫苑建筑群在现在的纸面《北京历史地图集》中完全没有反映，这是一个不小的缺憾。而如果是数字地图，在图面上加设图层，于明朝京师图上作局部变化显示，复原南宫的轮廓结构，是毫无问题的。一幅传统纸面历史地图往往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主题，地理要素是比较单一的。比如地貌图只显示地形，政区图主要是城邑和政区边界，人口图则主要是显示人口分布，农业图则显示作物分布等等。这样的一个个图幅彼此割裂，无法直观地显示诸多因素的相关性，而相关性恰恰是许多地理问题的重要内容。比如北京城的北部，厂桥一带是高地，这个高地北面和东面是积水潭、后海、什刹海（为古高梁河故道），南面曾是明清皇城的北界。显然，当年北京城这一带的规划设计与地形有着直接关系，但在纸面地图上，若将详密的等高线、水系分布、宫室布局、街巷走向均画在一张图上，会显得混乱一团。而数字地图则可以将不同要素分层编绘，然后任意选择层面（要素）组合做叠合对照，清晰明了。除了对相关性的显示外，数字地图在显示地理过程上，也有巨大优势。纸面地图都是具有标准年代的静态地图，对于比较细致的动态过程，纸面地图向来乏于表现，在绝大多数普通纸面地图中，甚至基本不考虑动态显示。在现有纸面《北京历史地图集》中，有两幅清代北京西郊园林图，即“清西郊园林”图和“清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图，两图标准年代同是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我们知道西郊园林的发展是从明朝的勺园、清华园为起点，到清朝三山五园的最后完成，发展经历了两百来年的时间。在这期间的曲折变化，如能反映，会大大提高历史地图的学术价值。侯仁之先生在《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中曾明确指出，复原一个确定时间断面的地理面貌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还得把不同时代的已经复原了的地理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今天地理的形成和特点。这一研究对于当前地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是很有关系的。”[3]侯仁之先生所倡导的对发展演变的考察，借助数字地图的手段，会更有成效，因为数字地图在动态显示上的技术，是相当直观准确的。数字地图系统是开放的，没有纸面地图那种图册篇幅限制，可以不断累积动态过程的图幅数量，最终有可能在相当细致的程度上展现地理景观动态变化的全过程。因为数字地图是一个开放系统，所编制的数字地图本身并不是绝对的终极成果，它是一个可延伸的系统，是进一步工作的起点，是工作平台。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