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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的卡夫卡阅读笔记:不可治愈的不幸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华军  来源:华军资讯  发布时间:2019-4-24 15:51:16

[摘要]和每日世界直接的联系剥夺了我看待事物一种广阔的眼光,好像我站在一个深谷的底部,并且头朝下。维特根斯坦读完托尔斯泰的《哈泽·穆拉特》后曾感叹说: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有权写作。这话用在卡夫卡身上同样合适。在卡夫卡笔下,我们几乎看不到一个完整的人,许多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小动物,或者一些卑微的职员,连卡夫卡自己看起来也是一个弱者,他在写作中关怀的也多是一些脆弱而渺小的事物,但卡夫卡的内心却一直有着坚不可摧的东西。他的确是一个真正的人,所以他才会那么坚定地关心人的希望和绝望,梦想和悲伤。和许多人一样,我读的第一部卡夫卡作品也是《变形记》。应该是一九八八年,我十六岁,对文学刚开始萌生兴趣,还不敢有任何越界的想法,是卡夫卡教育了我,他的《变形记》第一次让我知道,写人,原来可以把人置于非人的境遇中来写,这样反而能够把人内心中的隐秘事物逼现出来。接着我又读了他的《饥饿艺术家》,当时未必能够完全理解艺术家拒绝进食的精神意义,但那个时候,我已经隐约感到,小说原来并不仅仅是讲故事,它还要解释人的处境,探索存在的真相。一直到现在,我都把卡夫卡看作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他使我知道,写作不该放弃对存在核心的追问。我很快就接受了卡夫卡对世界的解释。他对生活的批判,目的是为了抵达世界的内部,抵达存在的荒凉地带,从而为人的处境寻找新的价值坐标。对他而言,写作就是生命的一种表达形式,他与写作的密切关系,是不可改变的。“正如人们不会也不能够把死人从坟墓中拉出来一样,也不可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边拉开。”他还不止一次说,写作是祈祷的形式。所有这一切,都建基于他对自身境遇的敏感,对存在的关怀。卡夫卡让我认识到,真正的写作是独立的,内向的,自省的,也是坚决的,因为它无法和现实轻易达成和解。写作者需要有足够的勇气,才能走向存在的深渊。在卡夫卡身上,我能看到一种为艺术殉难的光辉,他那坚韧的牺牲精神,帮助他抵抗着一次次的精神苦难,如他自己所说,他一直都在斗争。卡夫卡的境遇,很容易让人想起《饥饿艺术家》中那个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就宁死也不进食的饥饿艺术家,他简直就是卡夫卡自己的真实写照。饥饿艺术家为了“把艺术推向顶峰”,如同卡夫卡笔下那个“歌女约瑟芬”,为了拿到“那顶放在最高处的桂冠”,不惜毁坏自己的身体,这种为信念和艺术殉难的精神,显然受到了卡夫卡的推崇,所以他临死前还特别看重这部作品。据罗纳德·海曼的《卡夫卡传》记载,临终前卡夫卡在病床上还坚持通看《饥饿艺术家》的校样,“他不禁长时间泪如雨下”。我相信卡夫卡从中看到了自己。或许,他在自己写下的这段话里,感受到了难言的痛楚:“我只能挨饿,我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不会这样惊动视听,并像您和大家一样,吃得饱饱的。”所有的难题,都是因为“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也就是无法和现实达成和解。这多少有点“自我折磨”的味道,卡夫卡也曾经这样自嘲过。但是,面对一个荒谬、虚假的世界,卡夫卡如果也像其他人那样“吃得饱饱的”,今天的他也许不值一提。正是他的拒绝进食,拒绝和解,为我们洞开了一扇观察现代人生存的窗户,并通过他超常的想像,为我们敞开了一片尚未被照亮的存在领域。因此,卡夫卡不仅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发端,他更为二十世纪的文学提供了一个精神限度——他所呈现的人被腐蚀、异化、毁坏的景象,成了整个二十世纪文学的基本经验和基本母题。后来的文学大师,几乎都曾在卡夫卡的精神限度里徘徊。卡夫卡是真正的存在的先知。他很清楚自己在现实中的命运:“我只能挨饿,我没有别的办法。”他不回避自己的命运,而是耗尽生命的能量来为存在寻找答案。他发现,自己总是与现实处于一种胶着的状态,包括他笔下的人物,他们周围充满的都是虚假的事物,许多时候,就连自己的身份都无法确认,但他们从不放弃努力,直到生命耗尽,也在寻找自己存在的真实感。如同《城堡》中的K,他的土地测量员身份一直得不到证实,那个最高当局的代表克拉姆也一直隐匿不见,一切都变得恍惚而迷离,并充满着难以言喻的荒谬感,而这,也许正是卡夫卡对存在的基本描述。K一直无法获得土地测量员的身份,那是因为存在本身是无法测量的,或者说,任何存在的澄明,都需经过艰苦的斗争;而《约瑟芬,女歌手或耗子的民族》中那个为了拿到“那顶放在最高处的桂冠”、把身上一切不利于自己的歌唱的东西都“榨干”了的歌女,一阵风就可以把她吹倒,这表达的不过是理想的代价和存在的脆弱……这些,卡夫卡看似在表达个人的存在境遇,其实他是在描述一个普遍的生存悖论:存在本身,往往与存在的目标背道而驰。也就是说,卡夫卡在写作中发现的都是人类的“存在的不幸”。勃罗德曾经把不幸分为两种:“卑下的,亦即可以避免的不幸”和“高尚的、不可避免的、形而上的不幸,它的根源在于上帝创造的人的文明及其局限”。按照勃罗德的说法,后一种不幸是不能用社会的、理性的和经济的因素来解释的。而卡夫卡发现和承担的正是这种不幸:“这种不可治愈的不幸根植于形而上的和浪漫的痛苦之中,它将会更沉重地压迫着他。”卡夫卡终生的努力,就是试图把自己从这种不幸中解救出来,但他没有成功。他走到了深渊,却怎么也找不到向上腾跳的动力。他这样形容自己的处境:“和每日世界直接的联系剥夺了我看待事物一种广阔的眼光,好像我站在一个深谷的底部,并且头朝下。”今天,当我们重新领会卡夫卡所发现的不幸境遇,不禁要问,卡夫卡何以能在那个时代发现这么多令人震惊的事实?我以为,“头朝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秘密之一。在卡夫卡时代,世界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但存在的真相依旧是隐匿的,被遮蔽的,一个作家要想看到更多,观察到更深刻的部分,原先的视力和方法都无能为力,他需要突破。这个时候,“头朝下”就成了一种反叛,成了一个可能带来全新发现的角度,它意味着不符合规范,“野”的,“是从文学外走来的”(汉斯·马耶尔语)。卡夫卡的写作证实了这一点。他写人变成甲虫,写人与城堡的关系,写艺术家的饥饿表演,就当时的文学而言,都是“头朝下”的方式,是一种巨大的革命。无论从话语方式还是从精神体验上说,卡夫卡都是以非文学的方式发动了一场关乎文学和存在的政变。当旧有的经验和话语无法再穷尽自己的内心时,卡夫卡毅然以一种“头朝下”的方式从传统的文学格局中出逃,由此,他从另一个角度看见了别人没有看见的人性景观。(文/谢有顺)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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