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生活方式的理论构建与创新

生活空间越广阔，活动种类越丰富，越有助于提升人的生活品质和精神品位，同时在构建自己的生活世界过程中，也将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输出能量。我们特别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还会遇到许多艰难险阻，因此我们的民族更需要培育积极进取、刚健有为的生活方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写照。还需要提出一个理论问题，以往的生活方式研究只把一个个生活个体视为行动主体，而把社会因素只看成静态的制约性因素，而不是建构因素。但今天在中国大地上对美好生活的创造已体现为历史自觉，党的十九大制定了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大部署和行动纲领，党和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就是创造每个人美好生活的“行动系统”。因此在我国，社会的主客体同样都是“行动者”，同样具有建构性，体现为美好生活的社会建构和个人自我建构的统一，从而形成既体现个性化追求又具有时代风貌的“个人的共同生活方式”。第三，从生活方式是富于主体能动性的概念出发，对其功能考察的重要指向是生活主体能力的提升。实现美好生活奋斗目标的条件，在党和政府向每个社会成员提供日益平衡和充分的生活资源供给之外，也需要每个生活主体能力的提升，能够在生活中展现生活智慧、生活艺术、生活技能，我们把这种能力称之为“美好生活能力”。这些能力包括：把个人或家庭所能获得的生活资料转化为优质生活的能力。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很大，但受人口、资源等条件约束，人均GDP不高，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培育“美好生活能力”，成为幸福的国家。美好生活能力还包括从日常普通生活中获得美的和愉悦的感受、体验的能力。生活方式的审美化可以提高个人的生活品位和民族的文化品格，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种能力的提升比对“物”的拥有更重要。除此之外还包括个人心理的自我调节能力、人际沟通能力、抗逆力和对不良事物的净化能力等等。还需特别强调，我们每个人都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变革中，每个人的幸福同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紧密相连，因此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代，不能只做一个“小时代”“小确幸”的生活者，也要做一个“大时代”“大历史”中的有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的生活者。第四，生活方式研究的最终落脚点是人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关于人的生活是人的生命存在、展开、实现形式的观点，马克思多有论述。马克思指出，“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怎样”。我们研究生活方式的重要学术取向，就是具有生活文明素质的人的生成问题，并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研究生活方式必须把握的核心理念。在实现途径上要依据“需要上升规律”，逐步推进“生存、享受、发展”三个层次的需要满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要继续补齐民生短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决共同享有的问题，进而解决为每个人创造人生出彩机会和自我实现问题，努力培育健全的人格，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历史总是伴随着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脚步向前发展的。但在人类文明史的很长阶段，这个过程是自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中国社会如何发展同中国人如何生活高度结合起来，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纳入了自觉的历史进程。“美好生活”不只是生活质量概念，也是具有实践能动性的，以建构更好生活为取向的生活方式范畴。我们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努力培育以真善美为精神气质的文明、健康、和谐、优雅的生活方式。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和培育我们民族富有魅力的生活方式是一项空前复杂的大工程，需要有大智慧、大手笔。要有向世界一切先进文明学习的气魄，同时又要牢牢扎根于我们自己民族文化的根基。要确立“生活的逻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防止“资本的逻辑”和工具理性对生活的伤害。理论的发展取决于时代的需要，生活方式理论创新就是一种时代需要，理论工作者需要以高度的使命感，用自己的学术精品做出回应。（作者：王雅林，系中国社会学会生活方式研究会名誉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哈尔滨工程大学特聘教授）■本期主持：王雅林（中国社会学会生活方式研究会名誉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本期主题：新时代与人民美好生活主持人语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奋斗目标和一系列重大部署、行动纲领的制定，指向的都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美好生活，不仅是当今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核心词语之一，而且应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面向和课题。本期刊发的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这一话题作了理论探索和阐述。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呼唤新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站在历史新起点上的伟大实践，需要创新理论支持。生活方式的理论构建与创新就是其重要方面。进入新时代生活方式研究的意义更加突显我国的生活方式研究兴起于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之后，一些学者提出了生活方式研究课题，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把中国人获得良好生活方式置于战略层面加以考量，避免西方现代化中出现的“人的困境”。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写入：“在创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的同时，要努力在全社会形成适应现代生产力和社会进步要求的，文明的、健康的、科学的生活方式。”这一重要表述唤起了生活方式研究的热潮。迄今为止，学界对生活方式的研究取得了不小成绩，然而尚未引起持续关注。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主要是解决物质匮乏的基本生计问题，对“怎样生活才是好的”问题的回答缺少现实的物质前提。在其后伴随市场经济出现的物质主义潮流面前，倡导生活自身价值的生活方式研究，其声音则显得微弱。从学科建设的自身原因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学科体系在我国影响增强，使具有人文价值面向的生活方式研究走向边缘。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随着人民生活从短缺到温饱再到总体上实现小康，对“怎样生活才是好的”价值追问也有了群众性基础。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